儒學三千年（3）

儒學三千年（3）
結果，明朝政府於1637年，將多明我修道會與方濟各修道會驅逐出境。7年後，明朝滅亡。多明我修道會士回到歐洲後，於1643年向羅馬教宗告發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違反天主教教義。1645年，教宗認同宗教審判所的判決，認為應該禁止中國信徒敬拜祖先與孔子。
在中國的耶穌會會士接到教宗的命令後，認為教宗的判斷有誤，便上告反駁。耶穌會的解釋是：中國信徒敬拜祖先與孔子，是追憶、緬懷，不是宗教行為。1656年，教宗亞力山大7世認同耶穌會的解釋。但是多明我修道會與方濟各修道會一點也不退讓。
由於1665年清朝鎮壓天主教，新教宗克利蒙斯9世宣佈前教宗亞力山大7世的命令無效，再度反對中國信徒敬拜祖先與孔子。
喜愛西方文化的康熙皇帝去世後，繼任的雍正皇帝採取禁教政策。
鴉片戰爭二年後，1844年，在列強的壓迫下，清朝政府同意讓天主教自由傳教。
1939年，教宗皮屋斯12世修正羅馬教廷對中國信徒敬拜祖先與孔子的看法，同意中國信徒可以懸掛孔子肖像也可以掃墓，並且可以到孔廟敬拜孔子。
「孟子」盡心上，有孟子對楊子（楊朱）與墨子的批評，如下：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根據這段文字，楊子似乎是徹底的個人主義。因為如果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即使拔一根毛，可以有利於天下，也不願做。剛好與主張「利他主義」的墨子相反。
可是根據「淮南子」，楊子是「全性保真，不以物形所累。」這裡所說的「物」，是指外界。「不以物形所累」就是不被外界所影響之意。若真是如此，那麼楊子主張的應該是保全自己的本性與真實，不被外界所影響。他主張的應該不只是個人主義，而是不輕易動搖的自我。這樣的人，對統治者來說，無疑是個麻煩人物。因為中國政府一向喜歡干涉人民。如果討厭被干涉的人民增多了，對政府來說，可真是一大困擾。
楊子沒有著作留下，可能是被統治者燒毀之故。焚書不是秦始皇的專利。在反體制這點上，墨、楊兩家最突出。
清末的康有為（1858－1927）的代表作是「孔子改制考」。他認為孔子並不保守，孔子是位改革者。不過如果孔子是位改革者，儒家文憲卻有不少地方與這個命題相違背。因此，康有為又寫了一本「新學偽經考」，來支持他的理論。「新」是指王莽（西元前45－西元23）創立的「新朝」。內容是說王莽為了合理化他篡漢的事實，便命令學者劉歆偽造經書。我們現在讀的儒家文憲都是不能相信的偽作。
在康有為的立論下，儒家，以及孔子，不僅不是阻擋現代化的怪物，而且還是改革的同志。
民國初年，社會上有「尊孔」的聲音。當時的教育部長蔡元培（1868－1940）反對尊孔，認為這樣違反信仰的自由。蔡元培還主張「廢孔祀」，結果遭到保守派報紙的猛烈攻擊。各地還出現「孔教會」、「孔道會」的團體。尊孔運動如火如荼。
對當時的大總統袁世凱而言，尊孔運動是樂於見到的發展。1913年，袁世凱下令「尊崇孔聖」。三個月後，「孔教會」向政府請願訂孔教為國教。「孔教會」的成員有嚴復（1853－1921）、夏曾佑（1863－1924）、梁啟超（1873－1929），都是當時社會上的知名人士。不久，「孔教會」推康有為為會長。
在「論語」子路篇，子路問孔子：「如果衛國請您去施政，您會先做什麼？」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
後來王莽就根據這句話，在篡漢取得政權後，開始「正名」起來。例如，把「長安」改成「常安」，把「匈奴」改成「降奴」。他發覺匈奴不高興，就趕緊又改成「恭奴」。簡直是兒戲。中國人把這種行為叫做「換湯不換藥」。這讓人想起民進黨取代國民黨拿到政權後，便要把中正紀念堂的「大中至正」換掉，也有人提議要將國歌中的「吾黨所宗」改成「吾民所宗」。這都是儒家「形式主義」的遺毒。
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兒子劉英據說是中國第一位佛教信徒。在中國歷史上，道教經常和佛教論戰。儒家總是隔岸觀火。歷史上有所謂「三武一宗法難」。「一宗」是指955年後周世宗的「廢佛」。嚴格地說，應該談不上「廢佛」。而是在僧尼出家時，予以考試。所以應該算是改革當時已經墮落的佛教。「三武」則是指446年北魏太武帝、574年北周武帝和845年唐武宗時的「廢佛」。
北魏太武帝的法難是道士寇謙之和道教信徒崔浩引起。北周武帝的法難是道士衛元嵩和張賓引起。唐武宗的法難是道士趙歸真引起。當時到唐留學的日本僧圓仁也被強迫還俗。北周武帝「廢佛」時，召集了儒、道、佛三教的人與文武百官二千餘人，進行大辯論。不過，實際上是道與佛的對決。569年，第一次大辯論召開。只有討論道與佛。573年，再度召開大辯論。這次儒也參加。574年，北周武帝根據辯論結果，下令全部銷毀佛像、佛經。命令和尚、道士還俗。並禁止「諸淫寺」。
當道教與佛教對決白熱化時，儒家總是隔岸觀火，並且漁翁得利，成了最後贏家。
就這樣，北周武帝時，道與佛被淘汰，剩下儒家。篡奪北周的是隋朝。隋朝不僅繼承北周儒家至上的體制，隋煬帝還於606年創立科舉制度。四書五經成了必考科目。考生必須把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才有希望金榜題名。可是儒家思想變成必考科目後，儒家喪失了大部份理想。儒家的理想本來是在培養出均衡發展的教養人。可是現在「六藝」之中的「射」與「御」，由於不是考試科目，考生棄之如敝屣。「數」也不是進士科的考試科目，也遭到淘汰命運。中國在科舉時代，就這樣喪失了無數理工人才！多才多藝的人在科舉考試戰場上，很難成為勝利者。事實上，他們才是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中國有一句話「登龍門」。「龍門」是在山西省與陜西省的交界處。是黃河的一部份。那裡有三級瀑布。人們看到那三級瀑布，就聯想到科舉。科舉也分成縣級考試、省級考試、中央級考試三級。據說龍門的鯉魚要是能連續躍過三級瀑布，就能變成龍。中國有一句成語「鯉躍龍門」就是這麼來的。
考試越難，考試科目以外的知識就不會被人理睬。中國就這樣喪失了許多數學、音樂和其他領域的人才。蒙古人統治中國時，曾經數十年廢止科舉制度。在那期間，產生了元朝文化的精華「元曲」。關漢卿、馬致遠、鄭德輝、白樸等名家輩出。
這並不是中國人突然出現寫戲曲的才能，而是有些人本來就有那樣的天賦，只是以前整顆心都放在科舉考試上，不知道自己有這個天賦罷了。如今政府廢止科舉制度，這種才能便自然顯露出來。
以前寫故事、腳本的人大半是考科舉失敗的二流文人。如今因為廢止科舉制度，一流文人也來寫故事、腳本，當然會產生佳作。「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與「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也是這個時代的人物。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4月好日

儒學三千年（2）

儒學三千年（2）
孔子誕生前百年，發生「葵丘之盟」。齊桓公招集中原各諸侯開會。當時，南方長江流域（現在的湖南一帶）的楚國變強盛。楚國是個野蠻的軍事強國。中原各諸侯都稱「公」，沒有人敢稱「王」。因為周雖然衰微，畢竟還是「王」。可是楚卻大膽地稱「王」。
楚王說：「我們是蠻夷，所以不跟隨中國的號諡。」為了稱「王」，居然承認自己是蠻夷！楚雖不懂禮儀，卻很會打仗。而且不斷北上，威脅中原各國。中原各國必須團結起來才行。首先必須制定共同憲法之類的東西。這是「葵丘之盟」的目的。「葵丘之盟」總共有五條。孟子稱其為「命」。神的命令之意。
第一條「初命」為：誅不孝。不得樹子而易。不得以妾為妻。
第一條當然最重要。「孝」後來成為儒家的基本道德。「春秋左氏傳」也有「孝，禮之始也」。「誅」不一定是「誅殺」，也可能是「誅責」。不過既然放在第一條，應該是重罪無疑。「樹子」是諸侯的後繼者。變換後繼者，常常引發動亂。把妾變換成正妻，也是禁忌。周幽王寵愛褒姒，廢正妻申后，引起內亂，這是前車之鑑。
第二條「再命」為：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第三條「三命」為：敬老慈幼，不忘賓旅。
「賓」就是待在國內的外國人，「旅」就是旅行者。不能只保護自己的人民，對外國人和旅行者也要善盡保護之責。
第四條「四命」為：士人不得世襲官職、不得兼任官職。不得任意殺士大夫。
第五條「五命」為：不得任意破壞堤防，不得任意停止糧食的出口。若有分封功臣，應該告知天下（包括周天子）。
「孟子」裡對「葵丘之盟」如此描述：諸侯綁縛牲畜，簽寫文件，不喝血。
以前的會盟，都是要殺牲畜，彼此喝牲畜的血，證明大家的誠心。而「葵丘之盟」只是「綁縛牲畜」，並沒有殺牲畜，並且也沒喝牲畜的血。這是誓約形式的重大改變。
儒者平常穿戴儒服：寬敞的衣服、圓形的冠帽、方形的鞋子。一看就知道是儒者。為什麼戴圓形的冠帽、穿方形的鞋子呢？因為儒者認為「天圓地方」，這樣穿戴既知「天時」，又知「地形」。似乎有些形式主義。
莊子對此很不以為然。有一次，魯哀公對莊子說：「我國有許多儒者，可是卻沒有人學你的哲學。」
莊子回答說：「王請下令：沒有真正學儒學的人而穿儒服者判死罪。」魯哀公依照莊子的建議下令。結果大家立即都把儒服、圓形的冠帽、方形的鞋子全部拋棄。全國看不到任何一個儒者打扮的人。
這個故事出自於「莊子」。顯示莊子瞧不起儒家的形式主義。
從庶民變成皇帝的劉邦也很討厭儒家的形式主義。他曾經命令儒者脫下儒帽，在裡面撒尿。
當時有一位名叫孫叔通名聲不怎麼好儒者。一開始，孫叔通是秦皇島的臣子，後來變成劉邦的臣子。當孫叔通知道劉邦在儒帽裡面撒尿，趕緊脫掉儒服，改穿楚服。因為他知道劉邦喜歡楚服，因此迎合君主的喜好。
根據「莊子」的故事，孔子在世時，形式主義的歪風就已經漫延。三百年後，孫叔通更提供了儒家墮落的樣本。
劉邦心直口快。可是他逐漸厭惡臣下的沒大沒小。他想要改變臣下這種粗魯的作風。孫叔通善於察言觀色，知道劉邦的心意。便建議劉邦召喚魯國的儒者，要他們制定「朝儀」。
劉邦說：「他們能制定出不太難的朝儀嗎？」劉邦擔心儒者會制定出複雜的朝儀。他最討厭煩瑣的形式。
孫叔通回答說：「禮這個東西，可以依時世人情，而節減、修飾。」
劉邦說：「好吧！讓他們做做看，不過要制定出簡單的朝儀。我也必須能懂的朝儀。」
孫叔通便召喚魯國三十多位儒者，要他們制定了劉邦也能懂的「朝儀」。西元前200年開始實施。過去集會時，群臣吵吵鬧鬧，現在則安靜無聲。大家彬彬有禮。劉邦嘆道：「我現在才知道當皇帝的尊貴。」便命孫叔通為太常（儀禮祭祀之官）。並賜他黃金500斤。孫叔通有一百多位弟子，都因此而獲得工作。
儒家在漢初還不是思想界的主流。漢文帝的皇后竇氏是個熱忱的老子崇拜者。宮廷的氣氛也是黃老。漢初認為老莊思想是黃帝傳給老子，故稱「黃老」。漢文帝的兒子漢景帝的時候，有一天，皇太后竇氏問一位儒者轅固生對老子思想的看法。轅固生說：「那只是下僕的東西罷了。」皇太后竇氏聽了，非常憤怒，命人把轅固生丟到豬圈裡。
漢武帝時，由於大儒者董仲舒的建議，儒學國教化。從那時開始，儒學成為中國的主流思想。
詩人陸游（陸放翁）出生於1125年，所以比朱熹年長五歲。陸游二十歲時結婚。他的妻子叫唐琬，是位美女。陸游非常愛她。可是陸游的母親卻討厭唐琬這個媳婦。在母親的命令下，陸游不得不與唐琬離婚。離婚後，兩人各自再婚。經過十年，31歲的陸游在一個稱為「沈園」的公園，與唐琬不期而遇。唐琬與她的新丈夫在一起。唐琬對新丈夫說：「那個人是我的前夫。」那位新丈夫便很大方地送給陸游酒餚。陸游對這件事很難忘。74歲時，陸游寫下一首詩，如下：
沈園
夢斷香消四十年
沈園柳老不吹綿
此身行作稽山土
猶弔遺蹤一泫然
意思是說：從那之後已經四十年，那棵柳樹和我都長了同樣的歲數，連綿絮都不吹落。我這副身驅遲早要埋在會稽山的土裡。不過一旦造訪會想起那個人的地方，我仍舊會淚流滿面。
唐琬在沈園與陸游不期而遇後，不久，就去世。這首詩是中國的詩裡面很少見的愛情詩。
16世紀時，耶穌會傳教士到亞洲傳教。他們知道中國是亞洲的老大哥，若要日本信天主教，先讓中國信天主教，必然水到渠成。他們知道在日本，禪僧的社會地位很高。因此以為在中國也是一樣。他們到了中國，便穿上僧服傳教。不久就發覺僧侶在中國並不像在日本般受人尊敬。僧侶反而是被人瞧不起的對象。他們發覺在中國，地位較高的是儒者。於是耶穌會傳教士趕緊脫掉架裟，留起頭髮，穿起儒服。從「西僧」搖身一變為「西儒」。
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碰到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讀書人祭祀祖先、祭祀天地、祭祀孔子，這是不是宗教行為？如果是宗教行為，那就和天主教相抵觸，必須禁止中國信徒這麼做。可是中國讀書人習慣於每月初一和十五日到「文廟」（孔廟）行香。這幾乎是一種義務。中國官員接到新任命時，一定要到孔廟拜拜。因此若要禁止中國讀書人到孔廟，應該很難讓他們接受天主教信仰。於是耶穌會傳教士基於中國的狀況，容許中國讀書人拜祖先與孔子的牌位。所以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相當順利。
可是在天主教之內，耶穌會有競爭者，多明我修道會（Dominico）與方濟各修道會（Francisco）。他們不採取耶穌會的「適應主義」，而是採取「嚴格主義」。因此他們在中國的傳教，當然挫敗。他們看到耶穌會傳教士的成功，不禁嫉妒起來，便向羅馬教宗告狀，說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是異端行為。
當時掌握宗教審判所的是多明我修道會。他們曾經判哥白尼（Copernicus 1473－1543）與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為異端。因此他們當然反對中國讀書人拜祖先與孔子的牌位。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4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