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3千年(5)
「論語」中有「君子不器」這句話。有人說這是儒教輕
視技術的證據,因此儒教是造成中國現代化遲緩的罪魁
禍首。儒者寧願擔任管理職,也不願擔任技術人員。
在中國,學者對儒教是否為宗教一事爭論不休。有人說
儒教重視祭祀,而且有「天」與「天命」等神學概念,
所以儒教是宗教。也有人認為儒教是倫理道德思想,而
且「論語」先進篇中有「未知生,焉知死?」,證明儒
教不是宗教。認為儒教是宗教的人,稱儒為「儒教」,
認為儒教不是宗教的人,稱儒為「儒學」。
日本雖然有湯島聖堂(東京孔廟)在祭祀孔子,但是
日本的學者大多認為儒教不是宗教。日本的學者雖然
稱儒為「儒教」,但是這裡的「教」是「教育」或「教
訓」的意思,不是「宗教」
的意思。
前一陣子,有人主張「儒教圈繁榮論」。意思是說,經
濟發展順利、治安良好的國家都是儒教圈。例如,南韓、
台灣、香港、新加坡這亞洲四條龍都是儒教圈。100年
前,儒教被認為是阻礙現代化的罪魁禍首,如今鹹魚翻
身,儒教被認為是現代化的大功臣。四條龍的前面,還
有一個領頭的日本,也是儒教圈。
新加坡曾經由政府主導發起以「重新評價儒教」為題的
運動。新加坡政府認為新加坡在引進歐美思想的過程中,
自由主義出現後遺症,尤其青少年的行為越來越惡劣。
必須用儒教來導正。
明末的李卓吾(1527-1602)倡導「童心說」。李卓吾
認為雜七雜八的知識以及許多傳統習慣,扭曲了人心。
所以我們應該盡量避免這些影響,回復到純潔的童心。
李卓吾以童心為標準,判斷事物。例如,漢朝的司馬相
如年輕時很心儀大富翁的女兒卓文君。可是司馬相如很
窮,養不起卓文君。兩人結婚後,就開了一家酒店,由
卓文君為顧客倒酒。司馬相如則負責洗碗盤。司馬相如
雖然很會寫文章,但是品德不太好。不過卓文君卻鍾情
司馬相如,不顧一切跟隨他。這就「童心說」的標準來
看,卓文君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子。
唐朝滅亡之後是五代。五代時有一位人物叫馮道(882-
954)。馮道分別在五個朝代擔任宰相。就儒教的立場,
一個人不應該服侍兩個朝代。王朝滅亡時,忠臣最理想
的做法是殉節而死。即使沒有殉死,也不能在下一個王
朝擔任官職。然而,馮道卻分別在五個朝代擔任宰相。
所以,馮道當然被批判為「沒有節操」。司馬光在「資
治通鑑」中,就嚴厲批判馮道是「不知廉恥的人」。
但是,李卓吾卻為馮道辯護。李卓吾認為王朝滅亡時,
如果為了殉節,戰到最後一兵一卒,人民會蒙受大災難。
馮道在政權交替的時候,讓過程和平進行,使人民不致
於蒙受大災難。五個王朝雖然先後滅亡,可是沒有發生
首都攻防戰。這都必須歸功於馮道。為馮道辯護,自然
就會變成反儒。儒教不太重視商業活動,也不喜歡
「俠」,李卓吾則為商業活動辯護,也高度讚美「俠」
的精神。儒教主張男女有別,李卓吾則主張男女平等。
士大夫瞧不起「水滸傳」、「三國演義」,李卓吾則
對這兩本書予以高度評價。「水滸傳」是以叛亂為題材
的小說,政府常常沒收書店的「水滸傳」,予以燒毀。
政府也以「危險思想」為理由,燒毀李卓吾的著作。
李卓吾乾脆將他的一本著作取名為「焚書」。後來,
李卓吾被逮捕,並且在監獄中自殺。
日本的幕府末年志士吉田松陰對李卓吾非常傾倒。
中國歷史上,對儒教嚴厲批判,應該是從李卓吾開始。
清末的譚嗣同(1865-1898)發表論文「仁學」。數千
年來,被儒教視為金科玉條的「三綱五倫」的道德,譚
嗣同嚴厲攻擊,認為是「慘禍烈毒」。在五倫之中,譚
嗣同只認同「朋友」。在「仁學」裡,譚嗣同如此寫道:
「在五倫之中,對人生最有益無害的是朋友。」譚嗣同
認為在五倫之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都不是站在
平等的立場,只有朋友是平等的立場。
「仁」是儒教的主要道德。譚嗣同主張的「仁」,與
「俠」相近,和墨子的想法很像。
譚嗣同將「仁學」的原稿交給梁啟超,梁啟超亡命日本
後,在日本出版「仁學」。因為當時譚嗣同雖然已經被
處死刑,但是「仁學」若在中國
出版,恐怕會連累
譚嗣同的家人,而且在日本出版時,不是以譚嗣同的本
名,作者是「台灣人所著」。因為台灣當時已經割讓給
日本,清朝無法處罰台灣的住民。
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前往日本公使館。他不是為了
逃命,而是為了將「仁學」的原稿交給梁啟超。他認為
自己雖然會死,但是要將自己的理想流傳後世。當他要
前往日本公使館時,他的朋友們告訴他:「現在出去太
危險了,萬一被抓到,一定會被處死刑。」譚嗣同回答
道:「中國之所以積弱不振,是因為沒有人為革命流血
之故,我如果被逮捕、被處死刑,就成為第一個為革命
流血的人。」然後出去,果然被逮捕,7天後
被處死
刑。這正是「俠」的行為。事實上,儒教之中也含有
「俠」。
「論語」為政篇有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
嚴復曾經到英國留學。他認為秦始皇以來,所有中國的
皇帝都是竊取國家的大盜。不可思議的是,這位發表如
此過激意見的嚴復,在辛亥革命,中國變成共和國之
後,反而變得保守化了,反對五四運動等,完全失去往
日思想先進的面貌。
日本明治維新,新政府成立時發表的五條誓文當中,有
「破除舊來的陋習」。這裡的「陋習」是指儒教與佛教。
可是,明治政府後來又決定恢復儒教,並發布「教育敕
語」。「教育敕語」中有「對父母孝順,對兄弟友
愛,夫婦相和,朋友互相信任。」這顯然是儒教的道德。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1610-1695)嚴厲批判專制
體制。他30多歲時,明朝滅亡,他曾經到日本求援,
想恢復明朝,可是被日本政府拒絕。他寫了「日本乞師
記」、「海外慟哭記」。黃宗羲主張民權優於帝權,以
及主張個人自由。到了清朝末年,革命派的人主張重新
評價黃宗羲,讚揚黃宗羲是「中國的盧梭」。不過,
黃宗羲比盧梭早生約100年。
黃宗羲的思想可說是「新儒學」。儒教之中,本來就有
批判精神、民主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思考,黃宗羲巧妙地
將這些先進的要素抽出,發揚光大,這可說是「新儒
學」。
另一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在著作
「黃書」中,主張政治不應該是皇帝的私有物,國家
應該以人民為主體,在天下實施公理。
王夫之比黃宗羲還沒有名氣。曾國藩後來將王夫之的遺
著出版,世人才知道王夫之這號人物。譚嗣同後來深受
王夫之的影響。
清末的改革運動者,「發現」黃宗羲與王夫之這兩個思
想家後,非常高興,將這兩人當成是改革運動的支柱。
二次大戰結束時,蔣介石對日本採取「以德報怨」。
但是,「論語」憲問篇如此記載:或曰:「以德報
怨,如何?」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
德。」
有人認為蔣介石對日本採取「以德報怨」是基於儒教精
神,事實上孔子並不贊成「以德報怨」。
「以德報怨」這句話,讓人想起新約聖經中,主基督耶
穌教誨門徒「如果對方打你的右臉,就伸出左臉讓他
打。」
無論是「以德報怨」,或是主基督耶穌的教誨,都是高
道德,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宋朝學者羅大經認為「以德報怨」是佛教的理想,在現
實社會中根本行不通,還是孔子的主張比較近人情。
釋迦摩尼誕生時,孔子早已去世。因此孔子生存時,佛
教還沒傳入中國。
(全文完)
2016年好日
贖罪者理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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