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3千年（4）

民國初年，一般人對「共和制」不太了解。有些人還

以為皇帝可能臨時有事，所以暫時實施「共和制」，等

到皇帝回來後，就要廢止「共和制」了。

事實上，「共和」的由來是這樣：周朝厲王是個暴君，

被人民趕走。國王不在期間，就由兩位大臣執政，直到

厲王在國外去世，兩位大臣便另立王子「靜」為王。國

王不在的期間 就稱為「共和」。這就是「共和」的由

來。所以「共和」的確有「暫時」的含意。

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雖然是個賢能的帝王，卻不太偏好

儒教。宣帝的皇太子（後來成為漢元帝）則很心儀儒教。

皇太子經常勸父親宣帝，多以儒教的精神實施政治。

宣帝告訴兒子：「我們漢朝實施的是王道與霸道參雜的

政治。」

皇太子不滿刑罰過重，也請父親宣帝多任用儒者。宣帝

不禁嘆道：「將來亂我家者，為太子也！」

後來皇太子即位，成為漢元帝，果然大肆任用儒者。但

也如父親所擔心的，將國家治理得亂七八糟。結果被

王莽篡奪了王位。漢元帝一昧實施王道，結果失敗。後

來歷代王朝，就以漢元帝為教訓，小心翼翼再也不敢

重蹈覆轍。但是漢元帝的失敗，與其說是儒教政治的失

敗，不如說是教條主義的失敗。無論是儒教，或是基督

教，或是馬克思主義，沒有一樣是因為教條主義而成功。

漢朝時，賜給匈奴的印章本來稱為「璽」，王莽把它改

名為「章」。「璽」是王的印章，「章」是諸侯的印章，

所以這是降級。而且王莽還將「匈奴」改名為「降奴」。

這簡直是催促匈奴造反。對王莽而言，儒教的精神是重

視序列。他這麼做完全是遵循儒教的精神。後來，王莽

察覺匈奴不喜歡「降奴」這個名稱，就改成「恭奴」。

「論語」子路篇，子路問孔子：如果衛國君王讓老師去

實施政治，老師會先做哪一件事？孔子回答：「必也正

名乎。」

王莽或許認為自己做的正是孔子主張的「正名」。但是，

把「匈奴」改名為「降奴」，再 改名為「恭奴」。這

不是「正名」，這是侮辱對方，也是教條主義。

「論語」公冶長篇如此寫道：子曰：「道不行，乘桴浮

於海，從我者其由與？」「海」是指中國東方的海。日

本江戶時代的儒學者伊藤仁齋（1627-1705）認為日本

是一個很棒的地方，所以孔子對中國失望後，應該是想

到日本來。伊藤仁齋真是太以日本自豪了。伊藤仁齋的

競爭對手荻生徂徠（1666-1728）說日本的確是一個很

棒的地方，但是不需要到「論語」中去找證據。顯然，

荻生徂徠以日本自豪的程度，遠超過伊藤仁齋。

「孟子」一書中有「舜為東夷人」這句話。舜是中國傳

說中的聖天子，這位聖天子居然是東夷人，可見當時對

「東夷」並沒有歧視。

1832年，上海官員吳其泰在與英國商人的書信中，稱

英國商人為「夷商」。對方立即提出抗議：大英帝國不

是夷國，是普通的「外國」。吳其泰則說「夷」不是蔑

稱，與「外國」同義。吳其泰還引用了「孟子」中有

「舜為東夷人」這句話，來證明「夷」不是蔑稱。

可是對方認識一位熟悉中國古典的英國傳教士，那位

傳教士引用了宋朝蘇東坡的文章：夷狄不應以中國之治

來治。

這句話顯然將「夷」視為蔑稱。

歷史上通常都是征服者強迫被征服者改姓，但是北魏

孝文帝（在位471-499）時，採取漢化政策，廢除自己

鮮卑族的姓「拓跋」，改姓「元」。唐代詩人元稹

（779-831）宣稱自己是北魏昭成皇帝的第10代子孫。

金朝的大詩人元好問（1190-1257）也在其墓銘上寫自

己是 拓跋氏出身。北魏孝文帝同時「禁胡服」，必須

穿漢服。更徹底的漢化政策是「禁胡語」，必須說漢語。

孝文帝甚至獎勵鮮卑人與漢人通婚，要改變人種。

孝文帝即位前20年，450年，發生「國史事件」。北

魏的太武帝命令漢人宰相崔浩（381-450）編篡「國

記」。崔浩就根據中國的 編篡歷史傳統----務必遵從

實錄。或許崔浩內心瞧不起鮮卑人，他寫鮮卑人的祖先

很野蠻。以300萬錢經費編篡的「國記」，就這樣刻在

石上，公諸於世。鮮卑人看了之後，都非常憤慨「國

記」內容。他們告訴太武帝，崔浩侮辱鮮卑人的祖先。

太武帝看了「國記」之後，也非常憤慨，逮捕崔浩，將

他關在囚車裡，然後叫數十位士兵朝崔浩身上撒尿，最

後將他處死刑。此外，負責編篡「國記」的人，包括僕

人，總共120人，誅殺其五族。

20年後，北魏孝文帝採取漢化政策。目的之一是想要

消弭民族間的仇恨，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可說是「民族間

的大和解」。

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Andersson 1874-1960）於1920

年代聽到在甘肅發現石斧的消息時，興奮地喊：「發現

石器了！發現石器了！」在那之前，安特生還以為中國

沒有石器時代。石器時代的存在之所以那麼遲才被確認，

與中國人的文明史觀有關。中國人認為使用石器的是野

蠻人，中國人的祖先不是野蠻人。所以他們雖然很樂於

見到地下出土的青銅器，卻不屑一顧石器。

清末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1818-1891）回國後於

1879年出版「使西紀程」。在這本書裡，郭嵩燾寫道：

「西洋立國自有本末。」這句話引起議論紛紛。因為當

時保守的儒者都認為西洋有「末」卻無「本」。所以

中國必須保存自己的「本」，引進西洋的「末」。然而

郭嵩燾卻認為西洋不但有「末」，而且也有「本」。

郭嵩燾在「使西紀程」中指出西洋之所以富強不僅因為

其科技優越，更在於其思想、文化、制度的優越。

結果，郭嵩燾被視為異端，遭到彈劾，「使西紀程」也

被列為禁書。郭嵩燾並不是放棄「中華至上」的思想，

他只是認為中國之外，也有其他「文明」罷了。

後來對洋務派 而言，「中體西用」、「道先器後」成

為一種護身符。沒有這個護身符，很難採用西方科技。

然而，中日甲午戰爭時，中國慘敗，這讓有識之士察覺

光是「中體西用」、「道先器後」還不夠。清朝固執於

「中體西用」，只採用西方科技「用」，而日本引進

西方制度----立憲、議會政治、責任內閣，以及西方

文化、思想。在清朝，光是說「西洋立國自有本末。」

就被認為是危險思想，而遭到迫害。當然更不必提 立

憲等事了。

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說法證明不管用，於是「變法

派」因運而生。「變法派」主張向日本學習，引進西方

制度。但是1898年，變法運動失敗，譚嗣同等六位變

法志士被處斬首死刑。

變法運動失敗兩年後，義和團事件爆發，引來八國聯軍。

眼看中國快要滅亡，清朝不得以實行政治改革，也就是

「變法」。

1890年，有一位名叫「湯震」的人物，出版一本書

「危言」。 湯震的看法與郭嵩燾相近，只是說法比較

委婉。他認為由於西方的「器」太優越了，所以很接近

「道」。此外，湯震還認為西方的政教是基於「周禮」，

讓中國採用西方的政教有「正當性」。這本「危言」在

洋務轉換成變法的時候，提供了理論根據。辛亥革命時，

湯震被推薦為浙江都督，後來還擔任南京臨時政府的交

通總長。

儒教的悲劇在於被國教化，儒教成為掌權者的有力工具

後，排斥其他思想，儒教就沒有競爭者了。然而，沒有

競爭，就沒有進步。實行科舉制度之後，儒教獨佔思想

的情形就越來越嚴重。就像獨裁政治遲早會垮台一樣，

思想獨裁也不可能長久持續下去。現在儒教除了與其他

思想共存之外，沒有其他生存之道。

「論語」一開頭就寫道：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論語」強調學習的重要，但是當儒者心懷「中華至

上」的想法，而輕視周遭外國時，就違反了學習的精神。

因為如果認為自己最優秀，就不會虛心求教了。學習的

精神包括明白自己的優點與缺點。

清末知識份子的悲劇是，當「中華至上」的想法被當頭

棒喝時，他們不但消失了自負心，連自信心也消失了。

（待續）

2016年好日 贖罪者理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