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與理性的中國（5）
現代化只在西方發生過，而且就只發生
過一次。我們通常所說的「現代西方文
明」的興起與發展，正是指此而言；就
其廣義言之，這是以一系列里程碑----
如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光
榮革命、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美國
獨立革命，以及產業革命等。經過這種
種發展，西方文明一步步自我變革而邁
向現代。此之謂「現代化」。
在利用現代化這個概念的時候，我們不
該把它源自於西方的本義，與它應用在
非西方社會時的引申義這兩者混為一談。
就後者（非西方社會）而言，所謂的
「現代化過程」，並不是由這些非西方
社會，在那注定會出現的歷史轉折點上，
發現了自己，從而自動生發出來的。
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事實上
是由西方的現代性中特有的侵略傾向
所啟動、促成的。
在19世紀的東亞，我們看不到任何一點
「東亞的現代性」可以不依賴西方而自
動萌芽出來的跡象。因此，我們勢必會
得出以下的結論來：無論是在中國、日
本，還是在其他非西方社會，全都是由
西方社會推動，非西方社會才得以進入
「現代」的。既然如此，在我們談到非
西方社會的「現代化」時，就只有從西
方的立場來談，才說得通。就這些非西
方社會本身而言，真正的問題並不是他
們一無所知、不得要領的現代化。真正
的問題是：當入侵的西方以摧枯拉朽的
力量給非西方社會帶來史無前例的危機
時，非西方社會該如何來理解、對付這
場危機。無論如何，非西方社會的各民
族不多久就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只有
取法於西方，才能以暴制暴，然後可以
自立，可以圖存。從19世紀後期中國
與日本的案例看來，中、日兩國不但在
科技方面師法西方，在制度與風俗方面，
也是對西方亦步亦趨。所以，19世紀末
20世紀初的中、日知識分子也就順理成
章地把這些早期的現代化的企圖通稱為
「西化」了。
我當然明白「現代化」與「西化」兩者
不能混為一談。不過，從歷史上看，
「西化」一詞遠較「現代化」精確。畢
竟，中、日兩國的知識分子，都把本國
的
現代化過程，就看作是「西化」的
過程；即使不全是「西化」，也八九不
離十了。
1960年代後期以降，現代化理論歷經
淬礪，修整得更為周到精煉；而現代化
與傳統兩者之間的關係，更是修正、翻
新過的要項。早期的現代化理論，把
傳統看作是現代化的障礙；兩者你死我
活，勢不兩立。因此，克服傳統成了
現代化的前提。然而，在實際研究過發
展中國家的個案後，傳統在現代化過程
中所扮演的角色，才開始大白於世。
Lloyd與Suzanne
Rudolph夫婦研究發
現現代印度的政治發展，從其中看到了
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複雜關係。他們指出：
「把傳統與現代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兩
極，這樣的預設，源自於對傳統社會中
的『傳統』所做的誤診，源自於對現代
社會中的『現代』所做的誤解，源自於
對兩者之間的關係所下的誤判。」
中、日兩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一成一
敗；中國敗北，日本奏捷，孰令致之？
這個論題，早已眾說紛紜而莫衷一是。
到了1960至1970年代，台灣、香港、
南韓、新加坡有了「亞洲四小龍」之稱，
其中台灣在經濟發展方面的成就，不但
促成了多元社會的進展，更重要的是：
還進一步推動了政治上的解放；對現代
化理論而言，
台灣經驗是個稀有而可貴
的案例。由於台灣與香港的現代化都是
以中國文化為苗床，相形之下，使「中
國如何從傳統過渡到現代」這個論題，
顯得更錯綜複雜。
1902年，梁啟超在「釋革」一文中指出：
首先用中國古代經書中的「革命」兩字，
來翻譯英語中的revolution一詞的是
日本人。儘管梁啟超自詡為改革者，他
卻仍然主張中國需要徹底而全面的
「revolution」，所謂的
「revolution」，是指「從根柢處掀翻
之，而別造一新世界」。無論從傳統型
態的「改朝換代」，或是一點一滴的改
變，對於中國而言，都沒什麼大用處。
因此，梁啟超認為把revolution翻譯成
「革命」，是嚴重的誤譯。在歐洲，數
千年來，各國王統變易，
改朝換代者
以百數，何以史家獨獨鍾情於1688年
的英國革命與1789年的法國革命，而
賜以「revolution」之嘉名？梁啟超認
為原因在於僅有英、法兩國的
revolution是「從根柢處掀翻之，而別
造一新世界」。梁啟超這篇文章，很可
能是中國人討論「革命」這個問題的
破天荒第一篇文字。在這篇文章中，
「革命」（revolution）早已被看做是
現代化的關鍵所在了。借用梁啟超的說
法，所謂「革命」（revolution），是
「文明崇實高尚之美名」。
在鄒容的「革命軍」裡，「革命」一詞
有廣、狹二義。狹義的說，革命意謂推
翻滿清；廣義的說，革命意謂以美國、
法國為師，建立一個新的「中華共和
國」。相較於梁啟超在稱讚「革命」時，
那種冷靜的語氣，革命派在膜拜「革
命」時，則熱血沸騰、不能自已。鄒容
如此寫道：「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
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
盡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州種，洗
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
國大陸成乾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
頓，則有起死回生，還魂返魄，出十八
層地獄，升三十三天堂，……至尊極
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
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
命也！」
從這一段文字中，我們不但看到了大聲
疾呼、訴諸暴力的主張，還可以看出隱
隱約約流露出來的排拒傳統的態度；在
以後幾個世代中，這兩者逐漸與「革
命」這個觀念糾纏在一起，而且其勢與
日俱增。鄒容強調：革命的目標就是要
建立一個可以與美國、法國相提並論的，
獨立、、自由、民主的中國。就此而言，
鄒容念茲在茲的正是今天我們所謂的現
代化，或者說得更精確一些，也就是所
謂的西化。然而，鄒容當時無法預見：
中國悠久的傳統沉重得難以撼動，以至
於還拖了100年，革命仍未成功。尤有
甚者，革命既經啟動，隨之而來的形形
色色的「破」，就耗盡了中國人的精力，
從而再也沒有餘力去從事現代化所必需
的「立」；「立」的工作就只有無限期
地遷延下去。就這樣，中國的現代化與
革命之間，暗蓄著的緊張關係，如此深
鉅，以至於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會越演越
烈，終必至勢不兩立而後已。
費正清在他最後的遺著裡這樣寫道：
「若不是日本荼毒中國的侵略行為，南
京政府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
化的。孰料，抗日戰爭卻讓毛澤東與中
國共產黨趁機崛起。」
（待續）
2016年好日
贖罪者理州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