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與理性的中國（3）

費正清、李文森及芮瑪莉等具有影響力

的史學家，普遍視儒家思想為中國現代

化的障礙。

隨著東歐及前蘇聯共產體系的全面瓦解，

西方世界的冷戰年代確實是在1991年

突然告終了；然而，亞洲共產世界並非

如此。中國大陸、北韓與越南三國共有

13億人民，佔全世界人口的5分之1，

至今仍受到共產政權統治。杭亭頓過早

宣稱全球進入後冷戰時代，似乎意味著

東方的共產世界並不算數。在此，西方

觀察家們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偏見，以

它最糟的形態出現了。確實，自從 中

國大陸於1980年代採行改革開放政策

之後，不僅經濟上取得可觀的成長，中

國共產黨控制人民的能力也持續減弱。

然而沒有人能否認共產主義政體仍在

中國持續著。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

專政、中國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毛澤

東思想等「四項基本原則」仍然有效。
因此，我們不能說冷戰在東亞已如同在

歐洲般畫下句點。

美國副總統高爾在1997年訪問朝鮮半

島非軍事區時，說了這樣的話：「這裡

的冷戰還在打！」當中共在1996年對

台灣海峽進行飛彈演習，冷戰甚至升溫

了。

杭亭頓有時會為了切合自己的理論而重

新詮釋事實。很顯然，他過於熱衷「文

明衝突」這一無所不包的想法，以致做

出如下的表述：「在後冷戰世界，文化

具決定性與統合性的力量。意識形態隔

絕，文化卻又彼此相連的人們最終會走

在一起。兩德的歷史已經實現這過

程，將來兩韓以及兩岸三地也會如

此。」

杭亭頓在這個事例中完全是曲解事實以

符合其理論。他對後冷戰的歐洲與冷戰

中的亞洲毫不區分；無庸置疑的，意識

型態仍然分裂著南北韓與台灣海峽兩岸

的中國，即使就兩德而言，說它們因文

化合而為一，同時卻仍被意識形態隔絕，

這種提法太過膚淺而簡化。我不得不確

信，他對他那套大理論的執迷，使他相

信中共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他們

儒家的主體性。

杭亭頓在1993年「外交事務」雜誌的

論文中，將中共黨人稱做「儒家」。他

對於「儒家----伊斯蘭同盟」極度憂慮。

格達費曾如此說：「新世界秩序意指猶

太人和基督徒控制穆斯林，如果可以的

話，他們之後還要支配印度、中國及日

本的儒家及其他宗教……。如今我們期

望看到以中國為首的儒家陣營起而對

抗以美國為首的基督徒十字軍。我們

和儒家思想站在同一邊，和儒家陣營結

盟，在國際陣線上並肩作戰，以消滅我

們共同的敵人。」

格達費的言論絕對符合「文明衝突」範

式。但我們不免納悶，杭亭頓是否真的

那麼看重一個對儒家不甚了解的人所說

的話。

談到「文明衝突」，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的對抗確實有其歷史上的根源，最晚也

可以溯及12世紀的十字軍東征。這兩

大宗教的一神論都源於猶太傳統，因此，

兩者也同樣具有獨佔性和排他性，都要

求信徒完全獻身。雙方的衝突在事後看

來也許是必然發生的，但我們對於中國

與西方對抗的可能性又要怎麼說呢？我

只能說，當前中國與西方（以美國為

主）的對抗，基本上只有從冷戰的未盡

之業去理解才說得通；在這點上，我們

的心智由於以下兩個理由而陷入迷惘：

其一，我們大多數人都受到晚近的「後

冷戰」語彙誤導，這一語彙源起於根深

蒂固的西方中心偏見。其二，中共當局

巧妙地操弄一種特別針對美國而發的民

族主義熱潮。隨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

的破產，使得中國共產黨的正當性陷入

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有充分證據顯示

中共正採取一種微妙的手段，透過灌輸，

民族主義來復甦徹底失敗的極權意識形

態。這顯然是一個從「社會主義」到

「國家社會主義」的轉向，與鄧小平的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口號幾乎不

謀而合。時常被誤解為中國儒家文化復

興的，正是這波民族主義新浪潮。

倘若中共政權與西方的對抗終究無可避

免，那麼，這絕不能歸咎於儒家思想。

不管衝突的起因可能會是什麼，它和

「文明衝突」絕對是毫不相干的。

儒家並不是西方原始意義下的宗教。然

而，今日的學者大致同意儒家思想有宗

教的一面，它聚焦於「天」、「道」等

概念之上。作為宗教的儒家自始即展現

開放與包容的性格，這和基督教和伊斯

蘭教兩者的獨佔性和排他性形成強烈對

比。事實上，中國所有其他宗教也同樣

具備這種性格，包括道教以及中國化了

的各式佛教宗派。這個重要的事實，或

許能對中國歷史上為何從未發生過宗教

戰爭作一些解釋。

到了世紀之交，中國出現了兩個敵對的

儒學宗派。今文經學派以康有為、譚嗣

同及梁啟超為領袖，古文經學派則由章

炳麟、劉師培領軍。有趣的是，儘管方

法各有不同，但這兩派都提倡民主。今

文經學派是支持君主立憲的改革派，古

文經學派則成為推動共和政體的革命派。

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派同樣都從

儒家的過去尋求民主思想的起源與演進。

康有為是第一個力行這個構想的人，他

受到王韜著作的啟發，將中國歷史分為

三世：至高至善的政府形式，存在於傳

說中的堯、舜時期的「民主」；其次則

是周初的「君主立憲」；自秦統一中國

以來，則是最低級的政府形式「專制」。

康有為認為孔子是古代中國最熱烈提倡

民主的人，

我們當然可以輕易地把這整套邏輯推演

看做純粹胡鬧，但它卻是彌足珍貴的證

據，展現了早期的儒家士人回應西方民

主思想時非比尋常的熱情。

直到反傳統主義大行其道的五四時代，

民主和儒家思想才被視為對立，而這種

觀點至今在西方仍被廣泛接受。但只要

我們更仔細地檢視宣傳這一觀點最力的

兩位五四運動領袖----陳獨秀及胡適的

著作，就會發現事態相當複雜。這兩人

在少年時代都接受儒家經典教育，並且

終其一生獻身於某些儒家價值觀。

1930年代初期，陳獨秀說過：「每一封

建王朝都把孔子當作神聖供奉，信奉孔

子是假，維護統治是真。五四運動時，

我們提出『打倒孔家店』就是這個道理。

但在學術上，孔子言論有值得研究之處，

如民貴君輕之說，有教無類之說，都值

得探討。」

值得一提的是，他這時已被他所創立的

中國共產黨開除黨籍。他不僅重新思考

儒家文化，並且再次擁抱他身為共產黨

人時曾經否定過的西方民主。在另一方

面，胡適從未拋棄某些構成他所謂「人

文與理性的中國」核心的儒家價值觀。

他時常在英文著作中強調儒家思想與西

方自由主義的相容性，並主張某些儒家

觀念與制度或許足以提供中國一個堅實

的基礎，以成功創造立憲民主政治。

（待續）

2016年好日 贖罪者理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