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與理性的中國（7）

20世紀初，「國史」的觀念被介紹到中

國的歷史編篡學中。這是因為歷史學家

們已經發現中國不再是「天下」，而只

是「國家之林」中的一員。但是，這一

突破不是起於中國，而是從日本開始的。

1900年前後，由於介入反清的政治活動，

使得許多一流的中國歷史學家去日本避

難，有梁啟超、章炳麟和劉師培。在日

本期間，他們有機會接觸到日本所做的

西方歷史和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從而

對中國歷史的編篡有了較清晰的視野。

改革者梁啟超和革命者章炳麟雖然政治

意見不同，但作為歷史學家，則聯手開

始了一場歷史思想的革命，導致了作為

新範式的「國史」的興起。

1902年，章炳麟遊日回國，打算寫一本

中國通史。他說的「通史」有兩重含意：

第一，它將從遠古至近代，包括所有朝

代；第二，它將特別注重制度、心理、社

會和宗教發展的理解。從任何一個含意

看，章炳麟顯然想打破「朝代史」的傳

統。在給梁啟超的一封信中，他說決定

寫一本中國通史的想法，來自於他對日

本社會學家的著作的研讀。他相信，將

他廣博的中國學問與現代社會學的視野

加以整合，他能夠賦予中國歷史一個

全新的意義和結構。他還想要達到兩個

目的：第一，對中國歷史內在的政治變

化做出合理的解釋；第二，復興國人的

民族精神以引導中國探索其可行的未來。

事實上，梁啟超也計劃要寫一部中國通

史。他在1901年寫的「中國史敘論」中，

坦率承認，中國已不再是世界文明的中

心。西方文明是現代世界的主宰。

按照他的分期，中國歷史可分為3個階

段：從遠古到西元前221年的中國統一

是上世，中國僅是「中國之中國」；中

世是從西元前221年到1800年左右，中

國是「亞洲之中國」；此後便是近世，

中國已成為「世界之中國」。

梁啟超發現傳統的中國歷史編篡學中有

4個基本錯誤，而其中3個的根源尤在

「朝代」的範式。

第一，「朝代史」記述的只是朝廷，而

不是作為「國家」的中國。認為二十四

史不過是二十四姓之家譜，也並不誇張。

朝代史家總是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皇室如

何興起、如何統治，以及最後如何失去

「天下」。第二，作為主要方法的「編

年體」和「傳記體」，「朝代史」記述

的只是某些個人的行為，對作為一個集

合體的中國卻未做什麼記述。結果，

國家意識或社會意識在中國沒有被發展

起來。第三， 朝代史傳統上是由後人修

前朝史。問題是前朝已亡。這種作法顯

然會造成「考證癖」，傳統的中國史家

忙於死材料的收集，而迴避當前的發展。

菲爾德在其封筆之作「歷史的起源」的

「序」中指出，科學和史學是西方文明

的兩大特徵。菲爾德說唯一在這兩方面

可與西方文明媲美的是古代中國。但是

分別發生於17和19世紀歐洲的科學革

命和史學革命，把中國遠遠拋在後頭。

結果，中國人在這兩方面都不得不向西

方學步。

毫無疑問，本世紀的中國人往往是在心

悅誠服之下，不僅在科學同時也在史學

方面向西方學步。不過，中國人對西方

史學的接納，與他們對西方科學的接納

有根本不同的。中國人對西方科學的接

納是全盤而徹底的。現代中國人完全無

視本民族過去的科學成就，並且事無巨

細地跟隨西方模式，重頭開始發展現代

科學。這可能是因為在古代中國，科技

知識僅掌握在一小撮專家手中，而從未

成為一般的儒學課程的一環。反之，2

千多年來中國的菁英，都深受以經典

和史學為其核心的儒家教育的薰陶。

（全文完）

※以上就是台灣學者余英時（1930-）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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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好日 贖罪者理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