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與理性的中國（4）

20世紀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闡述中國

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互不相容而聲名鵲起，

但他也懇切呼籲中國人必須對西方文化

採取全盤承受的態度。

杭亭頓極力推論中西文明衝突的可能性，

卻對儒家在近、現代中國的發展歷程缺

乏最基本的歷史認知，令人深感遺憾。

他似乎過分倚重李光耀，視之為儒家學

說唯一可靠的詮釋者；然而，李光耀之

所以對儒家有高度興趣，只因為可以拿

它來訾議西方的民主。我並不否認北京

政權與西方各國之間似乎確實存在著

根深柢固的敵意，但這敵意很明顯源自

別處。只有為儒家文化免去所有咎責，

方為持平之論。

托克維爾在其名著「美國的民主」中

做了富有啟示的論述：

「一個國家，如果它原來是個人集權管

理，並且習俗和法律也都接受這種管

理，而現在它想建立類似於美國的民

主共和制度，那麼我毫不猶豫地說，

在這種共和專制下，會比歐洲任何一

個完整的君主制更難以忍受。對此，

我們可以在亞洲尋找可比照的東西。」

托克維爾說這些話時，心裡想的是法國，

但是，結果卻成了對20世紀中國的驚

人預言。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廢除高度集

權君主制的國家，然後在其基礎上建立

共和國形式的政府。另一方面，正如托

克維爾所精確預言的，中國20世紀的專

制主義在一陣又一陣的革命浪潮之後變

得更加難以忍受。

五四以後，儒學已被視為中國民主化的

一個主要思想障礙，正如陳獨秀於1919

年指出：「為了倡導民主，我們必須反

對儒學。」但不可辯駁的事實是，擁護

民主的領袖們以各自的方式認同儒家，

如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和劉

師培。

王韜和薛福成的觀點相似，他們各自將

英國和美國表述為中國古史上的黃金時

代，似乎是把民主的西方看成儒家黃金

時代的再現，這確實已是傳統的儒家菁

英對民主觀念所能給予的最高讚美了。

康有為通過閱讀報刊了解了西方的民主

觀念和制度後，他開始發展一種理論，

可稱之為民主源於古代中國論。他將中

國歷史的政府分為三種：「民主」、「君

民共治」和「專制」。第一種「民主」，

是在傳說中的堯、舜時期，是最高也是

最完美的民主形式； 第二種「君民共

治」，他把它歸屬於周文王的時代，認

為是一種憲政式的君主制；最後一種

「專制」，是最低也是最壞的政府形式，

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開始實施。

康有為在中國思想史上導入了一種全新

的範式。這一範式不僅被康有為的政敵

們接受，而且被極大地延伸為儒家擁護

共和革命。例如劉師培就寫了一本「中

國民約精義」，試圖從古代典籍直至

18、19世紀的哲學著作中追尋中國民

主觀念的起源與發展，包括民主、自由、

平等、權利等。

「國粹學報」刊登了大量有關這一主題

的文章。由此，儒家菁英們逐漸形成了

一股思潮，認為中國的民主觀念早在孔、

孟及其他聖賢那裏就已經發展起來了，

與西方無關，而現代儒家的責任就是

要從儒家文獻中將它重新發掘並加以光

大。孫文如此論述：「中國古昔有唐

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

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有所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弒

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

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

其制度。」

從五四起，老一輩的民主源於古代中國

的歷史發現立即受懷疑。1919年後，當

真正在西方的原始語境中解讀時，很少

有學者還會真的相信諸如民主、自由、

權利、社會契約這樣的觀念可以在儒家

傳統中找到。他們不再把儒家經典看作

是「民主觀念」的儲藏室，儒學現在已

被視為意識形態的一塊絆腳石，而中國

的君主制是建立在它的基礎上的。這種

反儒情緒情緒在各方面都表現得非常強

烈，以至於今天我們仍能在許多思想中

找到與它相應的回聲。由此，我們在現

代中國思想史上發現了兩種對儒學性質

的解釋。

施萊辛格說：「整個人類歷史上的政府

總是由少數人----就是說，由菁英們統

治。無論是中世紀的君主國家和原始部

落，還是今天民主的和共產主義國家，

這都是真話。人民群眾在結構上是不可

能直接自治的。他們必須把他們的權

力委託給代理人。誰說要組織，誰就在

講專制。關鍵的問題並不是菁英統治的

存在，而在於他們的人格。」

現在很少有人還具有施萊辛格的勇氣，

來說出這麼簡單的歷史真理。

五四運動在西方是以「中國的文藝復

興」而廣為人知的。

在西方宣揚「中國的文藝復興」的理念，

胡適比任何人都更為重要。1926年，他

前往英國巡迴演說時，在不同的學術機

構，反覆述說「中國的文藝復興」。有

一張演講海報，甚至還介紹他是「中國

文藝復興之父」。

1927年，他抵達紐約時，在紐約發行的

「國家」雜誌報導說：「胡適已回到美

國……他大膽提倡使用被鄙視的土

語；他為中國人所做的事，正如但丁

與佩脫拉克為義大利人所做的：有數以

百萬計的人無法精通複雜的古典語文，

而他為這些人打開了讀寫能力的大

門。」

就我所知，最早從啟蒙運動的角度詮釋

五四運動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從政治觀

點出發，他們把五四運動與新啟蒙運動

兩者都和愛國主義掛上了鉤。但是，任

何熟悉歐洲啟蒙運動的人都知道，將愛

國主義連結到啟蒙運動是何其荒謬的事。

除了盧梭這一可能的例外，啟蒙哲士無

一不是世界主義者。他們自任的天職是：

陶冶人類、啟迪人類和提高人類的尊貴，

而非提升國家的利益。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由啟蒙運動的觀點

重新界定五四，可能出於這一信念，即

與文藝復興相比，啟蒙運動更有利於為

他們的政治激進主義服務，因而做了一

種蓄意而又經過精打細算的選擇，畢竟

文藝復興太過遙遠、也太過溫和，對他

們所嚮往的革命沒有直接又實際的關聯。

基於同一理由，我們也必須嚴肅看待胡

適與其他自由主義者所賞識的文藝復興。

從1917年起，胡適始終堅持五四運動

作為一種思想或文化運動，必須被理解

為 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對他而言，

文藝復興暗示著革新，而非破壞中國的

傳統。

時間上，文藝復興概念的流行比啟蒙運

動早20年，最後卻讓位給後者。或許，

與其說是緣於作為五四運動描述詞的啟

蒙運動具有內在的價值，不如說是因為

中國人在心態上激進化了。

（待續）

2016年好日 贖罪者理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