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結與中國結

台灣結與中國結

「台灣結與中國結」是我的已故老師戴國煇先生的著作，部分精彩內容如下︰

當年在東京，台獨元老人物已故王育德先生多次邀請我參加其運動，但我堅決地加以拒絕。我當時對台獨的態度是︰能同情其苦悶的心態，部分能理解其心態之所以然，但卻不能茍同他們的政治行為及主張。

隨著台灣被清朝割讓給日本，台灣一部分人在「中國結」的主宰下，回國投身辛亥革命，一部分人雖沒有直接投入大陸，但他們堅持認同中華民族，如國民黨左派系的蔣渭水，右派民族主義者林獻堂是其代表性人物。

光復之後，以丘念台和林獻堂為核心組成「台灣光復致敬團」到南京去見國民政府首腦，以感謝祖國光復台灣之功績，他們還到陜西去遙拜黃帝陵，以表明炎黃子孫的赤子之心（致敬團在組團時，曾對閩、客兩者間之人數配額上做過考慮與安排，卻沒有納入原住民代表，這也表明台灣中上層人士對時代認識的局限性）。

邱永漢先生自己承認是已不會講客家話的台籍客家人。因我有親朋與他同過學，知其真名——邱炳南，他搞台獨時用的筆名卻是「永漢」，我的那位親朋曾經說他是在耍，既然要搞台獨，怎麼又來個「永漢」的筆名呢？真是位政客型人物。

「三國志，孫權傳」裡談到夷洲，一般認為是指台灣。對吳國政權來說，當年的台灣還不具魅力，或說當時的漢人還沒有充分的武力，抑或當年台灣的經濟資源還不值得他們去冒險，來對付我們的原住民。從晉一直到隋朝，有關台灣的文字紀錄不曾被發現或留存。直到煬帝才有「流求傳」出現。「流求」後來演變成「琉球」。「琉球」有大小的區別，大琉球指現在的琉球，小琉球所指的即是台灣。明朝是中國歷代王朝中，第一次以江南做中心統一中國的政治勢力。這個新興王朝當然會把它的勢力擴及到台灣。鄭和艦隊下南洋時，還到安平（台南）補給。

我們不得不承認中華民族主義是藉著日本帝國主義對我侵略時逐漸孕育出來。由於台灣是首先受到日本帝國主義凌辱的中華之地，因此中華民族主義在台灣的萌芽及成長，比大陸任何省分都早。

在日據時代，我們台籍人士出現過西醫及律師，這的確是事實。理由非常簡單，殖民地若不能維持夠衛生的環境，殖民地本國的資本家會來投資嗎？殖民地的勞農階級如不能保持最起碼的健康，資本家從誰的身上榨取他們所要的殖民地統治利潤？台電也罷，鐵路也罷，所謂社會性基本設施，基本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它的建設資金和勞力，主要來自於台民的稅金和勞力。日本人並不是為我們台民建設的，至於為什麼會留下來呢？道理很簡單，他們敗戰後無法攜返日本。這才是史實。

我們繼續談殖民體系下被統治民族出身律師的功能和存在的意義。在殖民統治過程中，必然會產生刑事和民事的糾紛及訴訟案件。殖民當局，當然企圖迴避被殖民方的革命或武力抗爭。在法庭上，檢察官和法官通常由殖民方來控制，但律師則網開一面，儘可能登用被殖民方的菁英來裝飾公平和公正。

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當局，需要台灣人的律師來幫他們調停，法官一職他們當然不肯放鬆，直到他們敗戰前幾年，才有幾位台灣人的法官出現，但律師很早就有。這種情形不只是台灣如此，全世界的殖民地一般來講都有同樣的現象。

我學農，植物生理學上有微量元素存在，植物若是欠缺微量元素便不能成長得健壯。在製造特殊鋼時，需要加上少量的稀土類（稀有金屬）才能製好鋼。

台灣和大陸比起來，面積只有它的三百七十分之一，人口只有它的五十五分之一，無可否認台灣之「小」。但這個「小」台灣現在實現了「台灣經濟奇蹟」，開始走上民主憲政之路，雖然有待改革的地方仍多，畢竟實現了中國史上未曾出現過的格局和新貌。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還在渾沌中掙扎，需要從外面給它刺激，把它拉出來。中國大陸可以比喻為男人的本體，港澳可以當他的睪丸來看待。港澳的有識之士都承認，它們若沒有中國大陸做為它們的腹地，它們不可能有當今的繁榮。港澳同胞承認它們為中國的一部分，但他們不願中國來管制他們。所以我提出港澳是中國大陸的睪丸，既不能吸進又不能割離，只能保持自立與共生的關係。中國大陸另外一個睪丸則是台灣。中國大陸已經形成台灣社會經濟的hinterland。往後，美日兩國的經濟衰退更明顯時，我們可以更體會到台灣經濟與大陸經濟之間的真正互動關係。

1970年代，日本出現了許多「日本論」、「日本人論」，也就是日本人為自己尋找出路因而為自己下定位的有關討論，如雨後春筍般的問世。從日本的歷史來說，「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老師是中國；「明治維新」以後，是學習西方，最後以「德國模式」力求其近代化。戰後，他們又一轉，變成向美國學習、找模式。到了1970年代，日本從戰敗後的慘境站起來，成為經濟大國。在這個日本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日本論」、「日本人論」的出現，表示他們發現日本快沒有老師了。以前跟中國學的，似乎都變成了博物館的「老古董」；戰前，學習德國的納粹，其慘絕人寰帶給人類巨大的災害，戰後的日本也不能再學習德國；戰後英國自己的「病」相當重，法國的政治分歧對立，也搞不起來，義大利也積重難返。戰後只有學習美國，但後來發現美國社會也面臨著很大的危機，經濟慢慢衰退，並且也出現了嬉皮運動、毒品問題等等，美國也不可學，因而新的老師和模式找不著了。

日本之所以有那麼多的「日本論」、「日本人論」類書籍問世，乃是日本發現自己找不到老師，找不到典範，找不到模式，需要自己重新確定自己，要把自己的座標軸和定位搞清楚，所以才有那麼多的書籍在討論。

像我們這樣受過日本殖民地教育的台灣知識份子，必然會不自覺地接受日本人那一套價值觀。許多台灣知識份子看問題時，免不了常常借用日本的價值觀，而沒有自己的價值觀，這就是日本「尺碼」。

此外，國府及台灣地區由於長期以來和美國的關係，人們另外具有一個美國「尺碼」。

今天在台灣，我們台籍知識份子固然缺乏對「日本尺碼」的批判精神，大陸籍知識份子也常常缺乏對「美國尺碼」的批判精神。可是，在轉型期社會的我們卻必須直視現實，勇敢地面對接踵而至的許多挑戰，我們如果沒有自己的「尺碼」，又如何能掌握住自己該走的道路和方向？又如何獲得能力來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建立自己的「尺碼」時，我們確是需要借用日本人的眼睛和美國人的眼睛；只是我們更不能忘記自己的雙眼。

（全文完）

理州上  2013年2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