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金權政治（3）

美國的金權政治（3）

由於電腦網路的普及，政治獻金比以前方便很多。2008年的總統選舉時，歐巴馬就是引進電腦網路的政治獻金手法，大獲成功。據說對歐巴馬政治獻金的人，高達3百萬人，這是空前紀錄。有意政治獻金的人，即使是25美元的小額獻金，也可以透過電腦網路捐出。付款方式是信用卡。對從政者而言，積少成多，即使是小額獻金，政治獻金的人多了，自然成為鉅款。

還有一種集合資金的手法叫「bundole」。「bundole」就是靠自己的人際關係，向公司同事或親朋好友募集政治獻金。

布希總統對政治獻金10萬美元以上的人，分別稱為「pioneer」或「ranger」，予以公布。布希總統對這些人後來都給他們政府要職或各國大使，作為酬庸。

歐巴馬陣營說他們接受的政治獻金幾乎都是小額獻金，並說93%的政治獻金是2百美元以下，但是根據紐約時報調查，以「bundole」的手法集資5萬美元以上的有5百人。

全美國有多少「政治活動委員會」（PAC）呢？根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的調查，2008年的PAC數目有4292個。

美國的各項選舉非常重視電視廣告，不過電視廣告需要花許多錢。有線電視的廣告播放30秒要數千美元至1萬美元。NBC等三大電視台的早晨新聞時段的廣告播放30秒要3萬5千美元。根據紐約時報調查，布希總統陣營於2004年總統選舉時，花在電視廣告的金額為史上最高的1億8800萬美元。

美國的預算編列中有一種稱為「ear mark」的項目，這是一種補助款，但內容曖昧不明，常被用來酬庸，被批評為「浪費公帑」。聯邦預算中，「ear mark」的件數，在1994年只有4千件，2005年卻增加到1萬5千件。白宮預算的「ear mark」的件數，在2008年為1萬1524件，金額為165億美元。

美國的大學為了爭取「ear mark」，有時會聘請說客幫他們如願。例如印地安納州的一所大學為了爭取「ear mark」，以改修校內的天文館，便每月付1萬美元給說客。校內某主管說︰「8年來雖然付了100萬美元給說客，但是從聯邦獲得超過400萬美元，所以很划算。」

2006年，為了從聯邦預算獲得「ear mark」，而聘請說客的地方政府至少有1421個。

說客為了工作順利，通常會政治獻金。從2008年1月到6月的半年間，說客的政治獻金為1億4千萬美元。

美國的政界也有廢除「ear mark」的意見，然而2008年參議院對這個問題進行表決時，結果71票對29票，「ear mark」的贊成派獲得壓倒性勝利。眾議院的表決也是類似的結果。

如果選民對候選人說：「若給我ear mark，我就投你一票。」那麼在小選舉區制的美國，現任者會當選。事實上在美國，現任者當選的機率非常高。2006年的聯邦議會選舉，現任者的當選率為94%，2008年的眾議院選舉，現任者的當選率為95%。日本於2005年的眾議院選舉，現任者的當選率為60%。兩相比較，就可知道美國的現任者當選的機率有多高。現任者當選機率高，就像一灘死水，容易產生腐敗。朱熹的詩中有「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活頭源水來」，就是這個意思。

2008年，紐約州的參議院中，共和黨佔多數，而參議院中獲得最多「ear mark」的參議員是共和黨的參議院領袖布魯諾，為420萬美元。

第二多和第三多的也是共和黨的參議員。共和黨的參議員平均獲得「ear mark」的金額為230萬美元，而少數黨的民主黨參議員平均獲得「ear mark」的金額為29萬美元。兩者相差將近10倍。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分配「ear mark」的權限在多數黨手裡。

另一方面，在紐約州的眾議院中，佔多數的是民主黨。情形完全一樣。民主黨眾議員平均獲得「ear mark」的金額為54萬1千美元，共和黨的眾議員平均獲得「ear mark」的金額為12萬2千美元。

由於有豐沛的分配資金，紐約州的議會現任者當選的機率總是在95%以上。紐約州的參議院少數黨民主黨議員拉庫曼，每年可以拿到13萬美元的「ear mark」，而共和黨的參議員至少可以拿到10倍的「ear mark」。2002年，共和黨參議院的領導人布魯諾將拉庫曼叫去，對他說︰「如果你加入共和黨，我會讓你的ear mark增加3百萬美元。」

「ear mark」是公帑，卻被用來維持多數黨的席次。這是美國政治的現況。

美國三大汽車製造廠商陷入經營危機時，不設法減少支出，卻聘請說客為他們向政府說項，期望政府能救濟他們。2008年9月至11月，通用汽車製造廠商（GM）花了1千萬美元在說客的活動費上。福特汽車製造廠商則花了580萬美元，克萊斯勒也530萬美元，三大汽車製造廠商總共花了超過2千萬美元在說客的活動費上。即使他們的經營陷入危機。

美國各地有監視政治資金流向、揭露「ear mark」真相的市民團體，他們被媒體稱為「守門犬」。其中一個團體是「因應選民期待的政治中心」。這個團體成立於1983年，是由2位退休的參議員所創立。一開始，他們研究議會的效率，後來把焦點集中在金錢與政治的關係上。現在每逢選舉，媒體在報導新聞時，不能缺少他們提供的資料。

該團體的理事長庫魯姆哈爾茲說︰「如果美國的選舉是全世界最花錢的，我認為它同時也應該提高透明度。我們的目標不是從政治中排除金錢的角色，我們的作用是提供政治與金錢的資訊。」

「資訊的公開」有助於這些市民團體的工作。例如FEC就公開政治獻金的詳細資訊。說客與外國政府簽訂契約時，必須向司法部報備，這個資訊誰都可以閱覽。媒體的努力也值得喝采，許多記者努力追查說客的活動、政治獻金與「ear mark」，並揭露弊端。

毫無疑問地，今後要改變美國的金權政治，必須靠「守門犬」的努力與選民的覺醒。

美國第4任總統詹姆士·麥迪遜（James Madison，1751－1836）說︰「人類想出來的統治方法不可能完美，因此在不完美中，實施最少的統治，是最好的統治。」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12月好日

美國的金權政治（2）

美國的金權政治（2）

2004年2月，華盛頓郵報揭發「羅畢斯特事件」，檢調當局立刻調查。最後，羅畢斯特以詐欺、賄賂、逃稅等罪名被起訴。2006年1月，檢察官在首次召開記者會時斷然說：「他們做的是說客活動？不，他們做的是犯罪！」

在華盛頓聯邦議會議事堂附近有一家很大的餐廳「希格尼恰茲」，餐廳的擁有者是羅畢斯特。許多從政者到這家餐廳用餐，都不必付錢。根據餐廳的賬目，從2002年到2003年，「白吃白喝」的金額為18萬美元。

2004年11月，參議院印地安問題委員會為了清楚了解「羅畢斯特事件」，召開公聽會。主持公聽會的是印地安問題委員會的委員長坎貝爾。當斯坎隆拒絕說出詳情時，坎貝爾看了看斯坎隆，忍住即將爆發的憤怒，說︰「我不是以委員長的身分，而是以印地安部族的一份子發言。4百年來，在這個國家，人們不斷欺騙印地安部族。因此，斯坎隆先生，你不是第一個欺騙印地安部族的人。但是在已經文明化、民主化的今天，你又在欺騙印地安部族的歷史上，添加一頁可恥的紀錄，真是人神共憤，天理難容！」

2006年，當羅畢斯特等人被起訴時，美國國內興起強化規制說客活動的聲浪。結果，2007年，聯邦議會通過法律。根據這條法律，辭去眾議員後必須經過1年以上，辭去參議員後必須經過2年以上，才能擔任說客。並且原則上禁止贈送禮品給議員。

說客們努力反對這條法律。他們的反對理由是︰「強化規制只是增加我們的工作麻煩而已。」「將我們見了誰、做了什麼事，攤在陽光下，對人民有什麼好處？」

說客們的努力奏效，這條法律被大幅修改，雖然保留一部分內容，如禁止贈送禮品給議員，但是對說客們的活動卻不會有大的影響。說客們的政治獻金並沒有被禁止。改革派對這樣的結果，相當不滿。

華盛頓有大量的說客在活動，登記在案的超過3萬人。「說客」（lobbyist）這個詞彙據說是美國第18任總統格蘭特（1822-1885）取的。一天，格蘭特總統到白宮附近的一家飯店時，在這家飯店的門廳（lobby）聚集了一群想要陳情的人，格蘭特總統便稱他們為「說客」（lobbyist）。

「說客」擁有各式各樣的顧客，有大企業、地方政府、工會、大學、醫院等等。外國的政府和企業也會聘請「說客」，使自己的意見，透過陳情，讓美國的政府或議會明白。

許多議員辭職後轉任「說客」。1998年，辭職後的聯邦議員之中，轉任「說客」的議員佔43%。這個傾向，參議員比眾議員還明顯，共和黨比民主黨還明顯。這些辭職後的聯邦議員如果向往昔的同事請託什麼事，對方看在舊識的臉上，也很難拒絕。

2008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的候選人約翰‧麥肯（John Sidney McCain III，1936-）與民主黨的候選人歐巴馬異口同聲地批評「說客」，認為︰「說客的存在對美國的政治沒有好處。」

「說客」的工會「全美說客聯盟」立刻發表聲明道︰「2位總統候選人一直和說客保持合作關係，他們也清楚說客供給他們的種種資訊的價值，而且他們也從說客獲得許多合法的選舉經費，然而他們現在卻過河拆橋。」2008年時，「說客」提供給歐巴馬的政治獻金為大約4200萬美元，提供給麥肯的政治獻金為大約1100萬美元。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一邊高呼︰「現在是與說客支配的政治分手的時刻！」一邊從說客獲取鉅額的政治獻金。這就是美國的政治現況。

另一方面，也有人為說客說好話。例如共和黨的著名說客，曾經在布希政權時代擔任駐比利時大使的克羅格斯。他投書媒體，指出︰「說客活動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正當行為。」又說︰「美國政治沒有說客，很多事情就窒礙難行。教師、農民、商人，都要有為他們發聲的人，從政者也需要說客提供他們資訊。」

說客不是單獨工作，通常與PR公司（廣告代理店）合作，誘導輿論。例如羅畢斯特就動員反對賭博的宗教右派，讓事情社會問題化，進而影響從政者的決定。但是這不是羅畢斯特想來來的點子，而是1990年代初期某個事件之後，快速普及的手法。

當時，由於美蘇冷戰結束，已經不需要核能潛水艇。美國總統布希便於1992年2月宣布將核能潛水艇的建造費移到其他預算。核能潛水艇的建造廠商便聘請說客凱希迪為他們工作。凱希迪首先使用PR公司，喚起社會對這個問題的關心，並且說服媒體與各智庫，說︰「如果停止建造核能潛水艇，會危及國防安全。」然後到建造核能潛水艇的工廠附近一帶，要選民寫信給當地選出的參眾議員，內容是「反對停止建造核能潛水艇！」凱希迪也說通議員，召開公聽會。結果，出席公聽會的海軍官員也主張「反對停止建造核能潛水艇！」1992年5月，參眾2院否決「停止建造核能潛水艇」的提案，這是凱希迪的說客活動獲得全面勝利。

華盛頓也有很多以consultant為業的人。這門職業的定義不很清楚，原本是指介紹案件給說客，然後收取契約額的10%作為酬勞的人。現在則是指，在自己熟悉的領域，如環境、通商、外交等，收集資訊，提供給企業或大使館的人。

Consultant常與說客、PR公司合作，影響美國政治。

在美國，嚴禁企業政治獻金，但是個人政治獻金若在限額範圍內則沒問題。因此許多大企業都設立「政治活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簡稱PAC），將員工的個人政治獻金集中在PAC，輸送到政界。美國法律規定，一次選舉，PAC可以對從政者提供最多5千美元的政治獻金。因此預選加上正式選舉，總共可以對從政者提供一萬美元的政治獻金。

美國商業會議所擁有3百萬個會員企業，是全美國最大的經營者團體。當然它也具有很強的政治力，對經濟界有利的法案，讓它成立，對經濟界有利的法案，讓它消滅。1998年至2008年，商業會議所花在聘請說客的錢，為4億6千萬美元。商業會議所也設立「政治活動委員會」，進行政治獻金。商業會議所的政治獻金大半流到共和黨。2000年的選舉有92%，2002年的選舉有90%的比率流到共和黨。

商業會議所如何決定對哪一位從政者提供政治獻金呢？它有2個階段，第1個階段是調查該從政者是否曾經支持經濟界認為有利的法案。第2個階段是調查與該從政者對戰的候選人是否和他勢均力敵。若各種民意調查都顯示雙方是勢均力敵，則提供政治獻金。因為這種政治獻金的使用方式最有效率。

提供政治獻金的不只是大企業，工會也設立「政治活動委員會」，提供政治獻金。例如「全美鋼鐵工會」便設立「政治活動委員會」，於2007年和2008年，提供147萬美元的政治獻金。工會基本上支持民主黨議員，但是工會反對自由貿易，因此民主黨議員在議會的發言都傾向於保護主義。若有民主黨議員贊成自由貿易政策，下次選舉時，他就別想得到工會的政治獻金。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2月好日

美國的金權政治（1）

美國的金權政治（1）

美國檢方於2009年，在調查中的從政者貪污事件超過2500件，與2003年比，增加約50%。為什麼美國的從政者會貪污？和台灣一樣，因為選舉的支出越來越多，尤其候選人必須以電視廣告向選民宣傳，這個電視廣告的支出（尤其在收視率高的黃金時段）非常大。歐巴馬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募集了有史以來最多的7億7千萬美元。2008年的總統選舉，民主黨和共和黨總共花了53億美元，當然是史上最多。柯林頓政權時候的副總統高爾，在其著作「奪回理性」中，指出「美國的民主主義瀕臨危機」，因為金權政治正在蔓延。除了選舉支出外，從政者也必須滿足地方選民的種種要求，這當然需要花錢。

2006年，一位說客（或陳情者，lobbyist）羅畢斯特被起訴。德克薩斯州西端的一個城市艾爾巴索市的東方是「堤格亞」印第安原住民的居留地。一天，「堤格亞」的副部族長希薩在居留地的事務所，接待了來自華盛頓的這位說客羅畢斯特。說客的工作是設法說通政府與議會，完成顧客交待的任務，然後向顧客收取酬勞。

羅畢斯特拜訪希薩的目的是要談「堤格亞」經營的賭場能否再開放問題。1980年代後半開始，美國各地的印第安原住民居留地便競相經營賭場，並且還成立全美第安賭博聯盟。

1993年，「堤格亞」也設立賭場。這個賭場創造出1000個以上的工作機會。以前「堤格亞」的失業率為50%，設立賭場之後，失業率大幅降低。賭場每年的營業額高達6千萬美元。

但是1999年時，事情有了轉變。「堤格亞」的賭場設置德克薩斯州所禁止的電視遊戲賭博，被發現。州政府便下令賭場於2002年2月停止營業。這時候，羅畢斯特便透過「堤格亞」的顧問律師，與「堤格亞」的人接觸。羅畢斯特告訴「堤格亞」的人，他可以說通聯邦政府，將州政府的決定翻案，讓「堤格亞」的人見到希望。而且，羅畢斯特還說︰「我不需要拿報酬。」「堤格亞」的副部族長希薩知道聘請說客，通常要花大筆錢，有甚至以時間計算，「一個小時多少錢」。

不過，羅畢斯特告訴「堤格亞」部族，希望部族能夠和他的朋友斯坎隆簽契約。羅畢斯特說，斯坎隆在共和黨眾議員迪雷旗下擔任發言人，而迪雷眾議員在眾議院擔任眾議院總務，擁有極大權力。眾議院總務的權力僅次於眾議院議長。而且那時候共和黨在眾議院的勢力遠超過民主黨。

不過，「堤格亞」部族和斯坎隆簽契約，卻必須付出高達500萬美元的契約金。羅畢斯特離開之後，「堤格亞」部族開內部會議，最後決定答應付出這筆鉅款，讓賭場能夠重新經營。不過，「堤格亞」部族也稍微殺了一點價。結果從2002年3月起，「堤格亞」部族分3次付出總額420萬美元，匯入斯坎隆經營的公司帳戶。

然而，羅畢斯特正是讓「堤格亞」部族的賭場步入關閉命運的操作者。這事當然誰也不知道。而且「堤格亞」部族付給斯坎隆的鉅款，有一半進入羅畢斯特的口袋。

說客的工作是，例如政府準備強化某項規制時，反對這項規制的甲

企業聘請說客，設法說通議員們，來反對這項規制。相反的，贊成這項規制的乙企業則聘請另外一位說客，設法說通議員們，來通過這項規制。

說客通常熟悉議員和議員的助理，以及政府的高官，也熟悉法案的成立過程。不過，說客必須向議會登記，如果接受外國政府或外國企業的聘請，還必須向司法部報備。說客通常出身於退休的議員、議員的助理。在美國，大家都承認說客是一項職業。由於說客需要擁有專門的知識，因此他們的收入也很高。初任說客的年收大約有30萬美元。

根據華盛頓郵報敘述，羅畢斯特擔任說客後，就成為「華盛頓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在高峰期時，羅畢斯特擁有2家餐廳和1艘設有賭場的客船以及4個職業球賽場的包箱，甚至還經營學校。

羅畢斯特第一次和印地安部族簽署契約是在1995年。雇主是密西西比州的印地安部族，任務是「設法取消對賭場的課稅」。

印地安賭場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快速成長。2008年時，1年的營業額為260億美元。

密西西比州的印地安部族聘請羅畢斯特的契機是，一部分反對賭博的議員提案要對賭場課稅。但是在羅畢斯特的運作下，這項課稅案被取消。

斯坎隆在美國東部德拉瓦州的一個城市設立智庫「美國國際中心」，這個智庫和一般智庫不同，它只是羅畢斯特和斯坎隆從印地安部族獲得的錢匯進的中間組織。

2001年，當州政府以「違反州法律，進行賭博」為理由，要關閉「堤格亞」部族的賭場時，德克薩斯州有另一個賭場正在籌備開張。羅畢斯特便以此事讓鄰旁路易斯安那州經營賭場的印地安部族產生危機意識。

羅畢斯特一邊設法讓賭場關閉，並設法讓賭場重新經營。這樣就可以從路易斯安那州和艾爾巴索2個印地安部族獲得錢。路易斯安那州的印地安部族分5次匯總計365萬美元，到「美國國際中心」。那筆錢的其中229萬美元是「工作費用」，剩下的136萬美元當然進入羅畢斯特和斯坎隆的口袋。

羅畢斯特的工作與2位有名的人物有關。1位是曾經擔任宗教右派「基督教聯盟」的第一任事務局長里德。另1位是建議布希總統施行減稅政策的諾奇斯特。2人都是羅畢斯特的舊識。諾奇斯特在羅畢斯特運作密西西比州印地安部族賭場的課稅問題時，曾經從羅畢斯特那兒獲得6萬美元「工作費用」。里德則在2001年時，羅畢斯特接下德克薩斯州的「反賭博運動」任務時，動員當地的牧師，予以協助。同時他也受羅畢斯特之託，運作關係關閉阿拉巴馬州的賭場。「美國國際中心」從路易斯安那州的印地安部族獲得的錢，匯229萬美元「工作費用」到里德的企業。

被害者不只是艾爾巴索印地安部族，羅畢斯特和斯坎隆在美國各地的印地安部族，用種種手法詐騙錢。2人從2001年至2003年，自6個印地安部族詐騙了總計6600萬美元。從羅畢斯特事件可以看出美國金權政治的體質。

羅畢斯特和斯坎隆交給「堤格亞」的副部族長希薩，讓賭場重新經營的戰略備忘錄「open doors作戰」中，記載要對全美國的從政者打37萬通以上的電話和寫信，並且大言要讓賭場在4個月之內重新經營。同時，羅畢斯特交給部族一張名單，上面羅列一些部族成員從來沒有聽過的組織。羅畢斯特說這是要接受政治獻金的組織。結果「堤格亞」部族付出30萬美元給這些組織。但是羅畢斯特卻拿這30萬美元為其他顧客辦事。

羅畢斯特和斯坎隆雖然向原住民部族詐騙了許多錢，但是他們心中一直歧視原住民部族，他們在e-mail的來往中，蔑稱原住民為「類人猿」、「猴子」。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2月好日

朝鮮教會史序論

朝鮮教會史序論

「朝鮮教會史」是法國天主教傳教士Dallet（1829-1878）的著作，其中的序論，部分精彩內容如下︰

朝鮮數世紀以來都是中國的屬國，中國在宗教、文明、思想與風俗上，對朝鮮影響非常大。在朝鮮，人們讀的書是中國書，學習的語言不是朝鮮語，而是漢語，學習的歷史不是朝鮮史，而是中國史，學者所信奉的哲學也是中國的哲學。

不過在中國，絕對君主之下，人人平等；但是在朝鮮，國王與人民之間，還有特權階級「兩班」。朝鮮與中國一樣，也有科舉制度，然而實際上只有「兩班」接受考試。

朝鮮有3個階級，兩班、常民與奴婢。兩班是世襲制。兩班在朝鮮，非常跋扈，他們不必服兵役，他們的身體與住宅擁有不可侵犯權，他們在宮廷也獨佔要職。常民、官吏甚至連國王，都無法和他們對抗。大兩班缺錢的時候，便派使者去逮捕商人或農民。如果商人或農民願出錢，便被釋放，如果不願出錢，便被關入監牢。他們向農民買田地或房屋時，常常不給錢。任何人都不可以碰觸他們的身體。一般人騎馬經過兩班的住宅時，必須下馬。一般人也不能在兩班面前抽煙。

曾經有一位兩班，穿著很寒酸，經過衙門時，遇見正在搜索小偷的4名捕快，他們看那位兩班的穿著很寒酸，認為他很可疑，便很不客氣地上前尋問他。那位兩班說︰「沒錯，我正是小偷。你們跟我到我家，我家還有共犯，並且告訴你們偷來的東西在哪裡。」4名捕快便跟著他走。 不料到了兩班家之後，那位兩班就叫來僕役和數名朋友，逮捕了4名捕快。在將他們毒打一頓後，挖出其中3名捕快的雙眼，但只挖出第4名捕快的單眼，然後說︰「哼，有眼不識泰山的蠢蛋！為了讓你們能夠回到衙門，特地留下一隻眼睛。」

一般大人在孩子哭鬧不乖時，常常恐嚇孩子︰「再不乖，兩班就要來！」

在朝鮮，最被歧視的職業是牛的屠宰業。牛是耕田與搬運的工具，沒有國家的允許，禁止屠宰。屠宰業者的階級比奴婢還低。他們不可以住在一般村莊，他們也只能跟其他屠宰業者通婚。劊子手就是從他們之間選出來。不過，只有他們有殺牛的權利，如果其他人殺牛，便會被自己村莊的村民趕出村莊，到屠宰業者的社會去避難。

在朝鮮，沒有丈夫或雙親庇護的女性，和沒有主人的動物一樣，是第一位佔有的男性的所有物。女性沒有名字，族譜上也沒有她。一般人都稱她為「某某人的女兒」或「某某人的姊姊」，如果結婚生子之後，就稱她為「某某人的娘」。在上流階級的社會，男女童到了8歲或10歲，就不准同席。女童不准和兄弟玩耍。丈夫視妻子遠比自己劣等。即使重要的事情，丈夫也絕不會和妻子商量。雖然同住一個屋簷下，但是夫婦各有房間。沒有丈夫的允許，妻子不准外出，也不准向戶外看。女性只要被其他人的手指碰觸到，父親可能殺死女兒，丈夫可能殺死妻子，那位女性也可能自殺。如果有陌生男人闖入兩班夫人的房間，她不能喊叫，也不敢抵抗，發出聲響。若是如此，她就有罪。光是陌生男人進入她的房間一事，就足以讓她背負永遠的不名譽。

結婚當天，新娘必須像雕像一樣，動也不動，一直保持沉默，即使新郎對她說話或讚美她，新娘也必須啞口無言。

有一個有趣的故事是這樣︰某日，在洞房花燭夜當晚，新郎與朋友打賭，可以讓新娘開口說話。可是新郎使盡技倆，仍舊無法讓新娘開口說話。最後，新郎使用激將法，對新娘說︰「以前我找算命者算命，看看將來會娶到什麼樣的妻子，算命者對我說我將來會娶到天生是啞巴的妻子，看來，算命者說對了。」新娘聽了，忍不住說︰「以前我也找算命者算命，看看將來會嫁給什麼樣的丈夫。算命者對我說我將來會嫁給老鼠的兒子，看來，算命者說對了。」新娘不但是丈夫，連丈夫的父親也罵了進去。更糟糕的是，一直在門外偷聽的女侍，忍不住出聲笑了出來。丈夫雖然打賭贏了朋友，但是為了不讓自己的醜態外揚，招到朋友的嘲笑，不得不花大筆錢，給那些在門外偷聽的女侍，作為封口費。

新郎與新娘一起住幾天後，為了證明自己沒有太疼妻子，就必須離開妻子很長一段時間。一位兩班因為在妻子去世後，稍微流了一些眼淚，而被朋友嘲笑好一陣子。

丈夫在妻子去世後，只需服數個月的喪，就可以再婚。相反的，妻子，尤其是上流階級的妻子，必須一輩子服喪。於1469年至1494年在位的成宗王，禁止再婚兩班夫人生的兒子考科舉和任官。

人去世後，埋葬地的選擇，對所有的朝鮮人而言，都是一件重要的事。他們認為家族的命運與繁榮都靠埋葬地的選擇好不好，為了選一塊好的埋葬地，花再多的錢都值得。因此在朝鮮，有許多專門選擇埋葬地的風水師。

朝鮮與鄰國幾乎沒有商業關係，為了對近鄰的2強國中國與日本保持獨立，朝鮮實行鎖國政策。與外國來往的人都可能被判死刑。中國的外交使節來漢城，他的隨從必須留在國境，只能帶2、3位隨員入朝鮮。在漢城滯留期間，也必須住在指定的官邸，不能外出。相反的，朝鮮的外交使節去到中國，可以把所有的隨從全部帶進中國，而且在逗留期間，可以自由在北京街頭漫步。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12月好日

改變中的民主主義

改變中的民主主義

長久以來，民主主義就被定義為「多數支配少數」，但是1960年代以後，民主化運動的特徵卻是，以往被差別的少數者（例如美國黑人、原住民、同性戀者）發出不小的聲音。

決定要看哪一個電視節目是個人的事，但是若是色情節目，則不能任由兒童觀看。這時決定要看哪一個電視節目就不是個人的事，必須受到限制。問題是誰來決定？決定到什麼範圍？以憲法為例，有些東西不能藉民主主義剝奪，最典型的是「人權」。「人權」不是眾人同意（合意）而產生，它是超越合意的東西（天賦人權或自然權），因此不能藉民主主義（合意）剝奪，憲法必須有這樣的規定。「人權」包括生存權、環境權、少數者權等。

在理論上，經由民主主義的程序，可以把統治權交給獨裁者，民主主義和獨裁並不一定矛盾。希特勒當初就是經由民主主義的程序，而取得政權。只是我們很難想像經由民主主義的程序，取消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

20世紀民主主義的特徵是，政府大幅介入社會各領域，例如課累進稅、訂定保護勞工的各種法律、訂定各種社會政策。但是這種變化並不一定都是好事，首先在這種「社會國家」裡，隨著政府的工作增加，社會越來越依賴政府，社會便會喪失對國家的自律。實質上，國家的權力會從議會制轉變成行政官僚制。到了20世紀，這樣的傾向隨著世界大戰而更明顯。第一次世界大戰大幅改變戰爭的性質，戰爭不只是前線的戰鬥行為，戰爭變成總力戰，已經失去前方和後方的區別。福祉國家化有一個好處，就是獲得貧窮階級對戰爭的支持，讓他們願意上戰場。全體人民和政府，經由戰爭，心連心，團結在一起，共同對付敵人。世界大戰結束後，這樣的團結系統仍舊在，通過戰後經濟擴大期強化。還有一個原因︰西方必須顯示對共產主義的優越性。通過20世紀的經驗，這樣的社會民主主義被認為是不可逆的進步方向。

海耶克（Hayek，1899－1992）認為民主主義是唯一能夠從專制政治手中保護我們的東西，是一種值得保衛的理想，也是能夠讓政權和平地交替的方法。不過，海耶克也批評民主主義的缺點，例如他批評利益集團民主主義。利益集團為了實現自己的特殊利益，不惜用選票與政客交換。現在的政黨已不是因為理念和價值觀相同而結合，他們是為了特定利益而結合。

海耶克認為民主主義應該接受法律的支配。法律不會考慮特殊利益，它具有「一般性」。但是自從英國產生議會主權之後，「議會萬能」的觀念就普及開來，因而喪失法律對民主主義的制約。

海耶克主張立法院的議員有15年的任期，讓議員不必擔心選票。從45歲至60歲的國民中，選出有判斷是非能力的人擔任議員。每年交替15分之1，禁止再選。這樣就可以完全斷絕議員與特殊利益的糾纏。對海耶克而言，個人的自由是目的，民主主義則是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之手段。

法蘭西斯·福山（1952-）在著作「歷史的終結」中，認為「自由民主主義」是世界最後的政治體制，應該不會再出現取代「自由民主主義」的其他政治體制。著有「文明的衝突」的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認為表面上速食店、牛仔褲等美國文化傳遍全世界，但是在人生信念等更根本的事情上，西歐的價值觀（自由民主主義）卻不被接受，反而被強烈排斥。因此西歐的價值觀已經沒有普遍性，它只是世界中，特殊的東西。

「少數服從多數」是民主主義的常識，但是為何少數必須服從多數？為何多數擁有這個權威？多數的意見就是正確的嗎？

例如工會按照民主主義的程序，決定罷工，但是其中有一個勞工覺得罷工不對，然而因為他是少數，因此他的意見就被否定，最後他必須參加違反他意志的罷工。法國學者Tecqueville（1805-1859）和英國學者米爾（Mill 1806-1873）用「多數者的暴政」來批判民主主義的現狀。

到了19世紀，民主政之所以被人和暴政連在一起，以「輿論」的出現關係很大。輿論的支配深入社會各角落，讓你想逃也逃不掉。19世紀的思想家們早已看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現在不僅還存在這個問題，而且還變得更嚴重。真理有時會掌握在少數者手裡，多數者的意見也不一定正確。1960年代以後，民主主義思想的大改變之一是對少數者價值（語言、宗教與傳統等）的尊重。

「民眾主義」（populisme）是指從政者為了選票，努力博取選民的歡心。他們將政治的爭執點極端單純化，非黑即白，非善即惡，並藉媒體，使用市場行銷的技巧，讓政治「show化」。

民族主義是於近代才形成，或以前就存在？後者認為民族固有的歷史、傳統、思想很早以前就存在於民族之內。前者認為民族主義是於近代因某種目的，人為創造出來的幻象。

就一般常識而言，重視國際關係與和平的人是左派，重視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人是右派。然而這種組合多少有一些偶然性，因歷史狀況的改變，民族主義與左派、右派的關係可能互換。右派之中可能出現重視國際關係的人，左派之中也可能出現親民族主義的人。

在歷史上，民主主義不一定支持和平。史上最初的民主政體雅典，經由不斷戰爭，而成為海上帝國。不過在歐美的學術界，許多學者認為民主主義各國之間不會發生戰爭，這稱為「民主主義的和平」（democratic peace）。

康德在論文「為了永遠的和平」中，指出國際和平的條件是，廢除常備軍、創立國際組織以及各國擁有共和政體。共和政體便是主政者遵循法律的政體。這樣主政者就不會為了個人的利益或感情而發動戰爭。這和「民主主義的和平」論很像，事實上，自從19世紀以來，民主主義各國之間就沒有發生戰爭。

「民主主義的和平」論者認為，戰爭都是由非民主主義國家發動的。人們認為經濟發展可以促成民主化，若是如此，沒有經濟發展的貧窮國，同時也是非民主主義國家，很可能成為將來發動戰爭的定時炸彈。然而現況是民主主義的經濟富裕國家，在經濟上將非民主主義的貧窮國家，造成從屬地位，形成國際上的貧富不均現象。因此將民主主義與和平劃上等號，是無視於貧窮國家無法達成民主化的原因，將戰爭的責任強推到非民主主義的貧窮國家身上。這對他們不公平。

有些學者認為民主主義本來就是要讓民眾滿意，本來就是一種「民眾主義」。但是另有一些學者認為民主主義與「民眾主義」必須區分清楚，「民眾主義」是一種墮落的民主主義，民主主義必須從「民眾主義」中解救出來才行。只是要區分民主主義與「民眾主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眾所周知，美國總統林肯於南北戰爭時，於蓋茲堡演講中，提到「人民的、由人民、為人民」（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雖然沒有提到民主主義，但是後人認為這句話精確詮釋了民主主義的意義。問題是這3樣，哪1樣最重要？許多學者認為「由人民」（by the people）最重要。因為「由人民」，才能實現民主主義，而「為人民」不一定要靠民主主義，其他制度也可以實現。例如普魯士的弗里德希大帝（1712-1786）實行「啟蒙專制」就是典型。

美國政治的影響力現在已經超越自己的國家，而遍及世界。例如美國發動的戰爭，以及經濟援助，都會影響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許多人的生死都被美國的政策左右。然而這些深受美國政策影響的人，卻對美國的總統選舉沒有投票權。這也可說是現代民主主義的矛盾之一。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12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