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入學問的功罪

輸入學問的功罪
最近讀了一本書「輸入學問的功罪」。作者是1949年出生的鈴木直。所謂「輸入學問」就是指「翻譯書」。這本書就是在說日本的翻譯書常常將原文翻譯得艱澀難懂，造成讀者閱讀障礙。其實中文的許多「翻譯書」何嘗不是如此？這本書不怎麼有趣，因為裡面引了很多馬克思「資本論」的翻譯例，而且出現很多德文。所以我不準備詳細介紹。我只介紹書中較有趣的部分，如下：
在日本這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不可思議地有一種領域的商品脫離市場原理。那就是「翻譯書」，尤其是思想、哲學的翻譯書。買書的人付出貴重的金錢，自然會希望得到與付出的金錢，同樣價值的「效果」。但是在思想、哲學翻譯書的領域，看不出這種市場的選擇。不，這種書籍還是必須接受淘汰的壓力。和往昔相比，艱澀難懂的書銷路的確變得不佳。對於這個現象，無論你大嘆是愚民化的結果；還是慶幸是民主化的結果，畢竟是社會進化的結果。
外來的思想、哲學之所以讓日本很難消化、吸收，一個重要原因是翻譯的方式。它的影響不僅限於書籍的銷路，而且還影響日本現代化整體的品質。因為日本的現代化就是建築在翻譯之上。翻譯的優劣不僅影響思想、哲學，也直接或間接影響政府機構的用語、法律用語、經濟和政治的議論。
有些翻譯者明明自己翻得艱澀難懂，還強坳說：「看不懂是讀者自己學問不夠！」這種翻譯文根本沒有資格算是「翻譯」。現在還有一些翻譯者在翻譯時，一定對照原文，一句對一句，一詞對一詞地翻譯，幾乎是禁慾式的心態。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明治維新三傑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相繼去世。新領導者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井上馨、大隈重信為了日本的政治體制該以英國為範本，還是以德國為範本，內部意見分歧。最後在明治14年（1881年）發生政變，主張以德國為範本的伊藤博文等人取得政權。主張以英國為範本的大隈重信下野。1882年，伊藤博文赴德國柏林大學學德國憲法學。學成後，伊藤博文主張不能過度傾向於自由主義，要遵守民族傳統與君主權。
1885年，伊藤博文擔任首相後，指名森有禮為文部大臣（教育部長）。1886年，森有禮制定「帝國大學令」。其中第一條就規定：「帝國大學以應國家之需要，教授學藝技術為目的。」顯然這是以德國的大學為範本——大學是為國家而存在。在軍事制度上，也是以德國為範本。1910年，日本發生「大逆事件」，許多社會主義者被逮捕。兩年前，因為「赤旗事件」而被捕入獄的琾利彥即將服刑期滿出獄。他在獄中為出獄後的生計打算。左思右想，他突然想到一個妙點子。他立刻在獄中寫下一篇廣告文案如下：
小生文筆稍為不錯，想要以「賣文」糊口。今日起開始營業。有需求者請聯絡。營業內容如下：
一， 製作報紙、雜誌、書籍的原稿。
二， 翻譯英、法、德、俄國語言。
三， 意見書、報告書、廣告文、書信文，以及其他任何文章的立案、代作與修飾。
賣文社社長 琾利彥
琾利彥將他的公司開門見山地取名為「賣文社」，真是名副其實。
1910年9月，琾利彥開始營業。之後他所寫的「營業內容介紹」，還包括演講文的撰稿、上課的講義等。費用是：英文翻譯成日文，400字50錢；法、德文翻譯成日文，400字60錢；日文翻譯成外文，400字1至2元。
當時日圓的50錢相當於現在的台幣300元至400元之間。他的第一件工作是替周刊雜誌「星期天」翻譯小說。也有大學生上門，要求翻譯英文原文書的一部分。還有人上門，要求代寫小學建築落成的祝賀詞。還有人上門，要求代寫畢業論文。甚至有人上門，要求代寫短篇小說。這些「生意」，有的已經涉及違法。不過，琾利彥的感覺很正確，「賣文」的確可以成為一種職業。
由於生意不錯，琾利彥不久就雇用了一位女事務員田島梅子。知名文人大杉榮也接受賣文社的「外包」。
有一次碰到選舉，一位有錢的候選人要求代寫自傳（大約10張稿紙的字數），酬勞是30日圓，現在的台幣2萬元。
30多年前，我（指作者鈴木直）剛到德國時，德國朋友在餐廳告訴我：「日本人在用餐時，說話相當大聲耶。」的確，我說話本來就不小聲，尤其與朋友議論時，由於很投入，不知不覺中，聲量就放大了。
我被德國朋友這麼一說，趕緊看看四周，發現這裡的確比日本的餐廳還要安靜。從那以後，我在餐廳時，便會小心自己的聲量。
然而，德國朋友的一席話，卻在我腦海裡產生一個疑問：那就是為什麼那位德國朋友不說：「你在用餐時，說話相當大聲耶。」而說：「日本人在用餐時，說話相當大聲耶。」那位德國朋友沒有來過日本，認識的日本朋友非常少。何況他認識的日本朋友之中，應該有說話聲量小的人。為什麼那位德國朋友只憑著極少的資訊，就可以判斷：「日本人……」
我也反省自己。我發現我也以自己極少的資訊，來判斷一般德國人的性格。每次去參加日本留學生的聚會時，便從早到晚談論「德國人如何如何。」
我也曾經說：「德國的店員不太親切！」但是仔細一想，我在德國長期待過的都市只有三個，長則二年，短則只有半年。我去過的超市大概不到10間。而且在那裡工作的店員也絕不是個個都不太親切。很多女店員到了星期五，都會親切笑著對你說：「祝你周末愉快！」現在回想起來，我之所以會有「德國的店員不太親切！」的負面經驗，應該只有一兩次。
如果我們要判斷「德國的店員是否比日本的店員還不親切」，我們就應該從德國與日本的超市中，隨機抽出相當多的樣本，詳細記錄店員的言行，以此為基準，然後將數據以統計學處理，再下判斷。
日本人有的說話大聲，有的說話小聲。德國的店員有的親切，有的不親切。這種多樣性，只要你在該國住過，應該都會明白。然而在德國生活的一個日本人的行為，或在德國生活的一個日本人所看到的德國人的行為，卻讓這個多樣性的感覺麻痺，而產生刻板的偏見。
我們若看到媒體報導外國人犯罪的新聞，就會強化「外國人的增加讓治安越來越惡化」的印象。然而，就數量而言，有更多的犯罪者是本國人！
理州上 2011年8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