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與中國、日本、韓國（1）

儒教與中國、日本、韓國（1） 亞洲各國中，到了近代，在國家問題上，與儒教有密 切關係的是日本與韓國。清朝時，儒學已經偏向考證 學。 日本的儒學者伊藤仁齋（1627-1705）認為人的本性是 與生俱來的測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韓國的儒教主要是朱子學。朱子主張「性即理」，因此 韓國的朱子學就稱為「性理學」。朝鮮王朝的著名思想 家趙光祖（1482-1519）認為中國的理想社會「三代」 （夏、商、周）的統治，不只是理想，而且是實踐的 課題。趙光祖對當時的朝鮮國王中宗（1488-1544）說︰ 「現在應該實施政治教化。如果只是學習而沒實踐， 那就是無用之學。據臣思量，吾王的求道真心似乎有 些怠慢。」趙光祖不只要求中宗實行朱子學的修養方 法「窮理」與「居敬」，也要求庶民。因為他認為從國 王到庶民，本性都是一樣。 到了19世紀，西方文明出現，日韓兩國無法再安住在 儒教的世界觀裡。面對西方文明，日韓兩國國內產生 兩種反應。一種是敵視西方文明，拒絕與西方文明有 任何交涉。另一種是願意與西方文明產生某種關係， 這種立場稱為「文明開化論」。日本的代表性文明開化 論者是福澤諭吉（1834-1901）。韓國的代表性文明開 化論者是俞吉濬（1856-1914）。福澤諭吉認為儒教沒 什麼價值。理由是「自由的環境」很重要，但卻無法 期待儒教可以產生「自由的環境」。「自由的環境」必 須在「多元爭論」中才會產生。儒教只尊崇孔孟之說， 因此沒有「多元爭論」，也無法產生「自由的環境」。 福澤諭吉認為日本與中國不同。日本有「多元爭論」。 原因是在中國，至尊（權威）等於至強（權力），所以 形成獨裁。日本就不同，至尊不等於至強。至尊是天 皇，至強是武士。因此能夠產生「自由的環境」。 俞吉濬不滿淪為空談的韓國朱子學。1881年，俞吉濬 得以加入視察團到日本。任務完畢後，俞吉濬留在日 本，進入福澤諭吉經營的慶應義塾，開始過留學生活。 俞吉濬從福澤諭吉學到文明開化論，俞吉濬的代表作 「西遊見聞」受到福澤諭吉著作「西洋事情」的影響。 不過，福澤諭吉文明開化論的目標是西歐，俞吉濬的 思想卻是以儒教為中心的文明開化論。俞吉濬認為有 「可以改變的」與「不可以改變的」。 韓國的文明開化派可分成以金玉均為中心的急進開化 派與以金允植為代表的穩健派。穩健派認為急進開化 派破壞人倫，他們的主張稱為「東道西器」，與日本的 「和魂洋才」、中國的「中體西用」類似。穩健派認為 「東道」不必有任何改變，只要按照實際需要，引進 西方科技即可。但是俞吉濬的想法不同。他認為為了 引進西方文物，必須先準備好能夠引進西方文物的國 內環境。換言之，他認為「東道」也必須改變。哪些 「東道」必須改變呢？俞吉濬在「西遊見聞」中將政 體區分為︰一，君主恣意妄為的政體。二，君主命令 的政體。三，貴族掌權的政體。四，君民共治的政體。 而歐洲各國的的政體中，只有英國是君民共治的政體。 俞吉濬認為英國的政體最優越。君民共治的政體就是 立憲君主制。俞吉濬認為日本的現代化之所以能夠成 功，主要原因在於實施立憲君主制。不只俞吉濬如此 認為，韓國的文明開化論者也都持同樣的看法。換言 之，俞吉濬所認為的東道改革，就是實施立憲君主制。 不過，俞吉濬也認為立憲君主制固然優越，也必須考 慮國內的狀態，不能冒然實施。如果不先讓沒知識的 人民提高知識水準，就冒然實施國外的優越制度，容 易引起國內混亂。因此政府必須先教育人民，讓他們 有參與政治的知識水準。 當時亞洲的啟蒙思想最關心的是國家的獨立問題。俞 吉濬也不例外。他關心韓國對清朝的朝貢問題。俞吉 濬認為韓國固然對清朝朝貢，但這並不代表韓國是清 朝的屬國。如果韓國是清朝的屬國，應該無法與外國 締結條約。事實上，韓國與外國締結許多條約。 日本與韓國啟蒙思想最關心的是國家的獨立問題。但 是目的雖然一樣，手段卻不同。福澤諭吉以考慮現實 的狀況為最優先。俞吉濬則主張建立一個基於儒教精 神的理想國家。 （待續） 贖罪者理州上 2014年11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