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微（9）

（邊沁）

英國哲學家 邊沁（Bentham 1748-1832）認為教育有無限的矯正力。

邊沁也完全與宗教絕緣，他交代旁人自己去世後，要讓自己的遺體穿

上衣服，臉部塗蠟，保存在大學。

邊沁比較喜歡寬容的專制主義，勝過於民主主義。

（穆勒的教育理念）

功利主義者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對教育的功能有過度的信

念。他的兒子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成了可憐的實驗品。

John Stuart Mill後來回憶道：「我從來沒有經歷過少年期︕我從

來沒有玩過板球。」John Stuart Mill三歲時，就必須學習希臘語。

其他學問也是很早就開始學習。因為有這樣恐怖的經驗，John

Stuart Mill不到21歲，就得了神經衰弱。與 邊沁相反，John

Stuart Mill重視自由，他於1859年寫了「自由論」。或許他幼年

期沒有自由，所以長大後，格外重視自由吧︕

（馬爾薩斯違反自己的理論）

馬爾薩斯（1766-1834）於1797年寫「人口論」，指出人口的增加是幾何級數，糧食的增加是算數級數，所以人類應該限制人口的增加，

否則會發生大規模的飢荒。然而，馬爾薩斯自己結婚才四年，就生了

三個孩子︕ 馬爾薩斯可說以實際行動違反了自己的理論。

（古希臘的民主政治）

西元前7世紀時，古希臘的城邦國家出現許多被稱為「僭主」的獨裁

者。不過大多數僭主 政都很短命。僭主 政是到民主政治的過渡時期。

許多城邦國家在僭主 政之後，出現寡頭政。西元前8世紀時，古希

臘出現貴族政治，平民完全受到壓抑、榨取。西元前650年的

Zaleukos、西元前624年的Darkon、以及西元前6世紀的Charondas

制定成文法。

從6世紀末期起，雅典開始有民主政治。斯巴達也在6世紀時，有民

主政治。西元前478-西元前477，提洛斯同盟成立後，絕大多數同盟

內的城邦國家都實施民主政治。

西元前4世紀時，雅典的民主政治已經相當徹底。這時候的雅典民主

政治，完全沒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區別。每一位雅典市民有時候是

統治者，有時候是被統治者。所有希望擔任官員的雅典市民，都用抽

籤決定。對古希臘人而言，抽籤的結果是神意，這種方式最公平。但

是有些官職需要有專門知識與經驗，例如將軍與財務官，就用舉手選

舉產生。今天我們認為選舉是最民主，但是對古希臘人而言，抽籤比

選舉還民主。因為若是選舉，知名度高的人比知名度低的人容易當選。

官員的任期為1年，禁止連任，只有將軍一職，允許連任。任期之所

以限制短短1年，而且禁止連任，是因為想讓更多人參與官職。而且

若擔任同一職位太久，容易產生特殊的權力。

官員在任期結束後1個月內，必須提出執務報告書與公款出納報告。

任何雅典市民若發現執務報告書與公款出納報告有弊端，都可以提出

控告。

「評議會」與「民會」在決定國政時，最為重要。「評議會」每年從

各部族選出30歲以上500人。「評議會」的責任是監督、協助官員。

「評議會」除了節慶日之外，每天召開。「民會」是全體市民的總會。

擁有國事的最後決定權。當然所有的市民出席「民會」是不可能的。

但是必須一定數目以上的市民出席，「民會」的決議才有效。那個數

目是6千人。雅典市民的數目為3萬左右，所以必須有全體市民的5

分之1出席。

陪審官不是職業性陪審官。每年有6千陪審官由抽籤決定。因此當法

庭開庭時，有非常多的陪審官出席，可說是「民眾裁判」。

當被告被陪審官以投票決定有罪時，被告可以說他應該遭受什麼處罰。

當陪審官的5分之1以上沒有投票決定被告有罪時，控告者必須罰款

1千古希臘銀幣。

古希臘的官員本來是名譽職，沒有薪資，但是若 沒有薪資，貧窮的

人就不可能拋棄工作，擔任官員。為了讓貧窮的人也可以 擔任官員，

Perikles（西元前495-西元前429）的時候，就決定發日薪給官員，

「民會」的出席者也有日薪。但是大多農民還是不願捨棄耕作，出席

「民會」。亞里斯多德就曾經感嘆出席「民會」的農民很少，倒是很

多雅典的遊民出席「民會」。當時國家支付的日薪，比一般勞工的日

薪還少。

蘇格拉底強烈批評雅典的民主政治。認為以抽籤決定官員，愚蠢至極。

因為選擇船長或木匠時，誰都不會用抽籤決定，然而船長或木匠即使

做錯了，也不會危害國政。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也批評民主政治。他

們認為不應該平等對待素質不同的人。素質惡劣、無知、野蠻、沒有

教養的民眾，在民主政治中，比優秀的貴族還有勢力。他們認為這是

錯誤的現象。

古希臘學者中，唯一的例外是Herodotos。他讚美雅典之所以這麼隆

盛，都是因為有民主政治之故。他稱讚雅典的自由與平等。

現代人則認為雅典之所以能夠實施民主政治，是因為有奴隸制度之故。

雅典人把生產勞動交給奴隸去做，自己有充分的時間，才能出席民會、

擔任官員，以及評論政治、觀賞演劇。如果沒有奴隸制度，雅典就不

可能有民主政治。許多學者認為前4世紀時，

不過也有學者持不同看法。瓊斯就認為雅典的最富裕層（1200人左

右）獨佔了奴隸。3分之2的雅典市民沒有擁有奴隸，他們必須自己

工作才能餬口。

雅典的民主政治，主角是能夠作戰的市民。所以不能夠作戰的女性就

沒有參政權。這也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與現代的民主政治不同的地方。

（羅馬的奴隸制度）

奴隸在拉丁語中是 「mancipium」或「servus」。前者是「用手逮

捕」之意，明白顯示奴隸的起源是戰爭的俘虜。後者是『保存』或

「看守」之意，顯示奴隸原本是家畜的 看守者。

羅馬的十二表法中規定即使羅馬市民無法還債，也不能被債權者當奴

隸賣掉。這顯示初期的羅馬奴隸是外國人，尤其是戰爭俘虜的外國人。

羅馬的作家Plutarchos（46-120）寫道：「一般而言，對待奴隸相

當寬大，主人會與奴隸一起用餐，並且和顏悅色對待奴隸。」

奴隸貿易的中心點是提洛斯島，據說一天有一萬名奴隸交易。

羅馬的發展是靠不斷對外發動戰爭。對外發動戰爭的結果是不斷獲得

奴隸，這些越來越多的奴隸讓羅馬的奴隸價格下降。羅馬的奴隸分成

兩種，一種是負責建設道路、水道、公共建築物的「公有奴隸」。另

一種是個人所有的「私有奴隸」。根據在羅馬貴族墓地發現的奴隸墓

碑銘， 私有奴隸從事的工作五花八門，包括醫生、秘書、家庭教師

等，當然也煮飯或唱歌跳舞娛樂主人。

羅馬的奴隸也要挖礦，羅馬學者Polybios（西元前203-西元前120）

的時代，有一個銀山使用了4萬名奴隸。由於勞動環境非常惡劣，多

數奴隸都覺得「生不如死」。

奴隸的奴隸被認為是「會說話的工具」。主人對奴隸有權任意生殺。

男女奴隸生下的孩子是「出生奴隸」，也就是說一生下來就注定當奴

隸。西元一世紀羅馬的作家Columella著有「農業論」，勸農園經營

者善待養育許多孩子的女奴隸，讓她們擁有更多的自由。Columella

還主張，主人應該對勤奮工作的奴隸給予報酬。

後來，羅馬人對待奴隸越來越寬鬆，奴隸的法律地位也跟著提升。例

如根據西元19年的法令，奴隸即使犯了錯，沒有官員的許可，主人

不可以殺奴隸。根據Claudius皇帝時的法令，因為生病而被丟棄的

奴隸，在奴隸恢復健康後，便成為自由身分。

奴隸存夠錢後，可以付給主人一定的金額，獲得自由。所以許多奴隸

為了 獲得自由，節衣縮食，拼命存錢。根據羅馬哲學家西賽蘿

（Ciero）的估計，一般奴隸要努力6年，才能存夠錢。

（死海文書）

1947年，貝督因（Bedouin）的一位牧童為了尋找失蹤的羊，在今日

以色列與約旦交界處的死海西北岸懸崖的洞窟中，發現猶太人的古代

寫本。根據專家研究，西元前2世紀中期起，至西元1世紀，猶太教

的某宗教集團在這裡過著共同生活。

死海文書的最大特色是對世界末日的期待。這個宗教集團過著嚴格的

戒律生活，唯一的希望就是世界末日時，彌賽亞（救世主）的來臨。

現在的人都不希望有世界末日，想不到古時候，居然有宗教集團希望

世界末日來臨︕這就是宗教的力量。

（地中海）

古羅馬人稱 地中海為「我們的海」或「我們的世界」，以當時羅馬

帝國的勢力而言，這種說法非常貼切。地中海沿岸的住民大多有午睡

的習慣，這個習慣持續到今天。義大利人的午睡時間是一點到四點。

希臘人更過分，睡到五點，商店到下午五點才會開門。晚餐是九點左

右。難怪希臘會產生經濟、金融危機，拖垮全世界。西班牙人的晚餐

是十點左右。吃完晚餐時，大概已經十二點了。

（列寧之死）

1924年1月21日，列寧（Lenin 1870-1924）於莫斯科郊外一個村莊

去世，享年只有54歲。 列寧於蘇聯形成的過程中，在格魯吉亞的問

題上，知道史達林（Stalin 1879-1953）採取的措施後，非常生氣。

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雅教養很高，她很瞧不起匪徒出身、沒有教養

的史達林，兩人經常發生衝突。有一次，史達林在電話中，辱罵了克

魯普斯卡雅。克魯普斯卡雅將這事告訴列寧。列寧對史達林就更加反

感。1923年，列寧提議將史達林的書記長職位免職。後來史達林公

開承諾要改掉自己的缺點，才得以繼續留在蘇聯高層。但是列寧去世

後，史達林掌權，幽禁克魯普斯卡雅，直到她沒沒無聞地死去。

列寧去世後，蘇聯的主要都市都建立紀念碑，蘇聯中央並決定出版

「列寧全集」，還決定建立列寧廟，將列寧的遺體做保存處理後，放

置在列寧廟。從這時候起，「列寧主義」就成了蘇聯共產黨的常用語。

克魯普斯卡雅雖然說，她的丈夫列寧生前曾說過，不喜歡自己被偶像

化、神格化。但是當時蘇聯崇拜列寧的風潮太強烈，克魯普斯卡雅的

話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

（法國的宗教戰爭）

16世紀，法國的宗教改革運動進入約40年的激烈武力抗爭階段，也

就是宗教戰爭。以1572年聖巴托羅繆大虐殺為頂點，1598年的南特

敕令為終點，結束了所謂的「宗教戰爭」。有人認為「宗教戰爭」只

不過是披著農民戰爭的外衣。也有人認為「宗教戰爭」是新舊兩派的

狂信所產生的宗教不寬容所導致。

1899年，一位學者奧賽蘿如此寫道：「16世紀的宗教改革含有社會

革命與宗教革命雙重性格，民眾之所以站出來，並不只是因為不滿教

義的腐敗、聖職者的墮落而已，也因為不滿貧困與社會的不平等。他

們在聖經中尋求的不只是因恩寵而獲得的救贖而已，同時也尋求所有

的人，在根本上是平等的證明。當亞當在磨麵粉，夏娃讚紡織時，

貴族在哪裡呢︖」

宗教戰爭時，存在著許多用俗語寫的小冊子。這種小冊子只有5頁至

10頁，裝在旅行商人的背囊裡。這種小冊子在普及改革思想上，發

揮很大的威力。法語的聖經、路德的翻譯，基督新教派的祈禱書與教

理問答等，在秘密印刷所印刷，然後由旅行商人送到每一個村莊。

民眾們聚集在黑暗的倉庫角落，點起稍許的蠟燭，不識字的民眾圍在

識字民眾的周圍，豎耳傾聽識字民眾唸出來的每句話。

聖巴托羅繆大虐殺的根本原因是宗教的不寬容。當時教宗格利高里十

三世（Gregorius）還稱讚這場大虐殺是對神的奉侍。羅馬甚至鑄造

獎章以紀念這個大虐殺。

聖巴托羅繆大虐殺的消息傳出後，法國各地發生殺害新教徒的事情。

約持續了兩個月。

聖巴托羅繆大虐殺對新教胡格諾派（huguenot）最大的影響是他們已

經對國王喪失信賴感了。取而代之的是「暴君放伐論」。Lange與

Mornay於1579年合著的「對暴君反抗的權利」是代表性著作。這本

書主張當國王違反神的法時，人民不但不應該服從，還必須驅逐國王。

這種主張大大影響了後來近代民主主義中的抵抗權思想。（待續）

贖罪者理州上 2015年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