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哲學

文明的哲學

「文明的哲學」是「非洲之父」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的著作。部分精彩內容如下︰

首先是史懷哲於1953年（78歲）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時所發表的演說部分精彩內容，題目是︰我的呼籲。

我要呼籲全人類，重視尊重生命的倫理。這種倫理，反對將所有的生物分為有價值的與沒有價值的、高等的與低等的。因為評斷生物當中何者較有普遍妥當性所根據的標準，是以人類對於生物親疏遠近的觀感作為出發點，這標準是純主觀，我們誰能確知他種生物本身有什麼意義？對全世界又有什麼意義？這種分別必然產生一種見解，以為世上真有無價值的生物存在，我們能隨意破壞或傷害牠們。

善就是愛護並促進生命；惡就是傷害並破壞生命，阻礙生命的發展。我們對昔日殖民地民眾所給予的善良幫助，並不是什麼慈善事業而是贖罪。因為我們最初發現航線，到達他們的海岸以來，我們已經在他們身上犯下了許多罪惡。

以下是本文部分精彩內容︰

現在，世界觀崩潰了。造成世界觀崩潰的決定因素是：哲學拋棄了它應有的責任。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期，哲學一直指引著普遍的思想。這種啟蒙時代與理性時期所盛行的健康哲學，一直立基於倫理、樂觀的事物觀點之上。可是正當此時，科學逐漸壯大起來，科學摧毀了那些堂皇的幻想製品。從那時候起，文明賴以安定的倫理觀念流落世間、殘破散亂，找不到別的世界觀可以做為文明的穩固基礎了。

必須先有自由，文明才能存在。因為只有自由人能想出文明的理想而付諸實現。但是，今天在人們之中，思想的自由與能力卻都令人失望地衰退了。

由於在充滿複雜事務的今日世界裡，只有資本龐大的企業得以維持下去，因此一向獨立自主的技工如今都在機械的壓力下，變成「小工」了。小規模的獨立經商被僱員取代。這種經濟系統所造成的自由之失落越來越嚴重。由於工廠的設立使得人們被迫離開養育他的土地、自己的家園和大自然。嚴重的心理傷害也因此產生。過度的勞動也是造成自由匱乏的因素之一。當一個人成為過度勞動的奴隸時，逐漸感到需要找一些外在的消遣。如果他想把閒暇時間花在修養自己，與朋友深交和閱讀書本之上，他必須具有心理上的鎮定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但是他們感到很難維持這種心態，於是他們不願思考，不求進步，只尋求享樂，而且是尋求最不需要依賴精神力量的娛樂。於是劇院比娛樂場所或電影院冷清，有益的書不如低級消愁解悶的書來得受歡迎。報紙和期刊不得不調整內容，改換淺顯而取悅讀者的內容。這種精神上的膚淺造成了心靈的空虛狀態。

只有廣泛多變的工作才能誘導出建立人格的能力。如果工作缺乏廣泛性，這種能力必遭受剝奪。凡缺乏廣泛性的工作都比較沒有精神性。過去的技工對他的職業有整體的了解，今日的技工就不是這樣了︰他們不再像前輩一樣，要學習製造木材或金屬的所有過程，在進入他的手裡以前，大部分的過程已經完成了。於是再沒有工作上不斷變動的困難能激發他的反省、想像和技巧。他的創造藝術的能力萎縮了。今日擔任教育工作的教師眼界不夠廣大，不足以教導學生了解各種科學之間的關係。

冷淡與同情的缺乏不再被認為粗鄙，卻被看做是正常行為。20年前的一次歐陸會議裡，我們曾經討論到被遣送的一些黑人——他們不斷死於饑餓與疾病。但是會議上並沒有提出任何聲明，因為牧師在聖壇上說︰「他們是上帝所遺棄的一群。」似乎這不過是畜牲問題罷了！

今天，在學校的教育與書本裡，人道責任的觀念被趕到偏僻的角落去。

國家主義所造成的大變動使我們的文明崩潰。何謂國家主義？它是一種卑鄙的愛國主義。它總是不斷地誇張自己，它與健康的愛國主義之間的關係，就像一個低能人的牢固觀念與正常信念之間的關係。

假如文明的觀念和信心欲以某種世界觀為基礎，則這種世界觀必須具備什麼特質呢？它必須是樂觀而倫理的。

在悲觀的世界觀中（叔本華和婆羅門教的思想即是），倫理不能對客觀世界有任何作為，它僅追求個人的完美自我，結果變成內在雖然自由，卻與世界及其精神脫離了。文明的最終目的是個人精神與道德的完美化。除了中國，所有宗教的世界觀多少都帶著悲觀的色彩，都教示人們不要對世界寄予任何期望。印度與中國的思想在萌芽的時期，就已主張應該以仁慈對待所有的生物。

一個人唯有去幫助他能夠幫助的所有生命，並且避免傷害任何生物時，他才真正是倫理的。他不攀折枝葉，採擷花朵，且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傷昆蟲。假如他在夏季點著燈工作，他寧可關上窗門，悶著空氣呼吸，也不願看到一隻隻的昆蟲燒焦了翅膀跌落在桌上。假如他在路上散步時，看到一條蚯蚓迷了路，爬到馬路中間來，他會想到要是那條蚯蚓不能馬上爬到可以鑽洞入土的地方，必定會被陽光曬焦。因此他會提起牠，將牠放進草地去。假如他發現一條蟲跌到水坑裡，他會找尋落葉或樹枝，放到水面上，好讓蟲兒爬上去而獲救。

他不怕被譏笑為多愁善感。每一件真理在尚未成為眾所認知以前，總是要注定成為譏諷者的笑柄。從前認為平等看待膚色不同的人是愚蠢的，但是這個愚行已經變成眾所接受的真理了。今天，以平等對待一切生物的主張被認為是極端的做法。但是不久的將來，人們將會發現人類學習體認「對於生命的無理傷害是違反倫理」的真理，居然需要如此漫長的時間，而感到大為驚訝了！

為什麼我寬恕所有的人？按照一般倫理的看法，人們覺得寬恕別人是極好的事，因此即使在別人的侮辱之下，他們也能寬恕別人。這樣，寬恕就變成一種犧牲自己的美德了。

尊重生命的倫理廢除了這個殘酷的觀點。它認為所有寬恕的行為都是產生自個人待己以誠的態度。

人道主義的意義在於為每一個人的生存與幸福著想。人道主義消失的地方，虛假的倫理必然產生。

康德在著作「邁向永久的和平」裡提出了幾個原則，認為遵守這些原則便可以締結和平條約，保障永久的和平。這是錯誤的想法。唯有建立「尊重生命的意識形態」的統治力量才能替全人類帶來永久的和平。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9月好日

羅素傳（3）

羅素傳（3）

羅素和夫人勞拉於1927年辦了一所非正式的新式小學「畢肯山小學」，同時還把他們兩個孩子送入該校就讀。羅素之關心教育問題，遠在他兩個孩子出生之前，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當時他認為戰爭是愚昧的，聰明人絕不會參與其間，因此，為使人們樂於參與戰爭，公立學校不得不實行愚民政策。他說︰「戰爭之發生，主要是由於某些人的瘋狂和破壞的衝動所造成，這些人從小到大從未被好好地教育過，以至於這些破壞的衝動在不知不覺間潛伏其中。」

事實上，羅素似乎是在提倡一種所謂「不必落淚的道德」，因為好習慣的養成是一種無痛的過程，他說，在一般範圍內，任何事物用不著紀律，他堅信︰小孩在任何方面，一旦受到壓制，總有懷恨的傾向會產生，通常他要是無法將胸中的恨氣發洩出來，必然會蘊積在內部而化膿，在不知不覺中，給他日後的一生帶來形形色色的壞影響。因此他下結論︰傳統教育為了加強意志，反而使智慧和感情挨餓。

羅素和夫人勞拉在「畢肯山小學」施教的重點是著重在「自由」和「避免壓抑」這二點上。羅素說︰「我們允許他們撒野，他們高興說什麼話就可以說什麼話。否則他們要說的話，就不能一吐為快，讓這些話壓抑在心裡化膿不好，因此如果他們想叫我或他們的老師為『笨伯』或『呆子』，他們就可以這麼做，目無尊長之事，在這裡不會被制止。」

這個學校所碰到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去聘請到適當的教職員人選，例如，羅素希望不要催小孩吃飯，但是有些教員卻會忽略掉這個想法。後來這個學校失敗了。辦不成的真正原因，在於它無形中變成一些問題學生的收容所，這些學生都是被墨守成規的傳統學校攆出來的，如今卻允許這些學生自由發展，這不啻是縱虎歸山，只能導致更大的混亂而已。同時這個學校也遭遇到財政上的困難，它一年要虧空1千英鎊以上。不過，來校訪問和參觀的人越來越多，有時幾乎有人滿之患。

羅素不贊成體罰，他認為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對學生施行體罰。然而他也承認，在教小孩時，要想讓他完全自由是辦不到的。對於自由有必須加以限制的部分，例如務必養成清潔、守時、尊重別人財物的習慣。如果發生大孩子毆打小孩子時，大人的某些干預有必要。

羅素認為父母有任何殺生的行為——甚至殺死的是黃蜂或毒蛇也不例外，千萬別讓孩子們看到。羅素也認為一個5歲的小孩子應該會讀會寫，7歲時，或許就該學第二種語言了。他主張小孩子年滿12歲，就可以選送到大學裡，不必再參加生學競爭考試，他也呼籲把天才兒童送到特別學校就讀。但是羅素的這種學制一經提出，馬上就受到攻擊。那些人認為基於平等主義的原則，所有的學童應該混合在一起。羅素答覆道︰「如果聰明的兒童不必被迫與同年的愚笨兒童交往，他們一定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痛苦和摩擦。」

羅素認為「性」毫無稀奇之處。一些道德家讓他感到厭惡，他們認為對小孩要一昧蒙蔽，不要讓他們知道「性」的事情；羅素則走另一個極端，羅素認為應該儘量告訴小孩有關「性」的一切問題。

羅素也致力於男女平等運動。在自由主義傳統的孕育下，羅素養成了濟弱禦強為己任的胸懷。羅素注意到婚姻的不貞現象，在傳統上總是男人比女人多。羅素認為為了把雙方拉平，妻子也有權利像丈夫那樣不忠實，因此他提議不該把婚姻當作排拒與外人發生性關係的工具，做丈夫的最重要的不是抑制他們自己這方面的愛好，而是對他們妻子紅杏出牆的行為，不要吃醋。羅素還說︰「與人私通本身不應該成為離婚的理由。」羅素不光只是講理論，他還想叫妻子勞拉的一個情人搬來和他們同住，以為例證。

不久，羅素的第二度婚姻破裂。首先提出離婚訴訟的是勞拉，她指控羅素和史班斯有染。結果他們在1935年分手，羅素於1936年娶了第三任妻子史班斯。

羅素在他的「懶散頌」一書中，比凱恩斯更早向那些主張儲蓄反對消費的正統經濟學家挑戰。他寫道︰「真正的惡棍是那些過份節儉的人。節儉這種可惡的罪行，能讓人失業。節儉的人最好動用他們的錢，怎樣花費都可以，甚至拿去喝酒，賭博或為朋友開派對都行。」在當時，羅素這種看法簡直是異端邪說，經濟學教授紛紛指責他，認為是一個哲學家離了本行，所發表的可笑謬論。但是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他有名的「利潤、就業與貨幣的一般理論」，在此書中，凱恩斯主張人們若過份節儉，可能造成失業，他的這個觀念，後來成為大家公認的經濟學說的一部分。

從1896年起，羅素就反對馬克思主義論者，過份簡化的行為——即對於一切都拿經濟力量來解釋。羅素指出︰「科學上真正重要的發現，很少是由於經濟動機所造成的結果。」

要是人類的歷史並非單純地受經濟條件的支配，那麼歷史進化的原動力是什麼？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羅素寫了「自由與組織」。他說︰歷史的事件是由很多原因錯綜交織而成，這些原因可歸納為3大類，即經濟生產技巧，政治理論及重要人物。

羅素強調社會主義必須用最徹底的民主來護衛，否則的話，很可能變成一種新式的獨裁，也許比過去的任何獨裁或暴政更為可怕。

羅素預言下一次的戰爭一定是利用飛機來噴射毒氣和病菌。在「和平之路」一書中，羅素指出︰「一切死亡和毀滅終結之日，乃是英國的希特勒取代德國的希特勒之日。」羅素進一步表示，在這種情況下，和平主義才是唯一的良策，他說︰「在一個和平主義的政府統治之下，假如希特勒想侵略這個國家，他本人和他的部隊一定會像遊客似的受到友善的歡迎。假如德國人可以不戰而進入這個國家，德國人一般的民族氣質必然改變，而軍國主義在此時看來，也變得愚蠢可笑。」

羅素向人們呼籲，要他們拒絕參戰。

但是一旦大戰爆發以後，英國有受到侵略之虞時，羅素便聲明放棄和平主義的立場。他說︰「我認為和平是世界上最可貴最重要的東西，我依然是個和平主義者，但是在希特勒氣勢正盛之際，我不敢妄想這個世界會有和平的可能。倘若失敗的是我們，那麼這個世界將會成為地獄，而且可能再度經歷一段漫長的黑暗時代。」

晚年的羅素說︰如果我們以誠實作標準，來衡量人類的話，我會把第一把交椅送給職業性的板球選手，其次才是科學家，而職業的哲學家則必須殿後，因為板球選手絲毫騙不得人；科學家一旦提出了一項新理論，通常他會知道它能否為實際的實驗證明為確實或錯誤。但是一位哲學家只需要寫出一本沒有人看得懂的書，而終其一生也許還沒有人能夠十分肯定他到底是天才還是騙子。

羅素說︰「哲學的價值大部分在於問題本身，而不在問題的答案。」路易士‧史蒂芬生說過︰「充滿了希望的旅途比抵達目的地來得好。」

1970年羅素去世，享年高達98歲。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羅素傳（2）

羅素傳（2）

羅素沒有請律師，他為自己的立場辯護。最後羅素被判有罪，並被罰了100英鎊。一個月後，三一學院的校務會議一致決議，羅素必須被開除教席。

在戰爭剛開始的時期，最使羅素感到吃驚的是，街頭上的人們似乎都很欣賞戰爭的來臨。當他看完哈特（Hart）的「精神病心理學」後，肯定地認為︰只要世界上有壓制性的教育制度存在，而使人們產生一種對戰爭與殺戮的潛意識衝動，那麼人類的和平便不可能。

最後使羅素入獄的是他在週刊「民友報」上所寫的一篇文章。他寫道︰「除非和平能馬上降臨，否則全歐洲將會普遍陷入饑荒……那時候人類將會只為了搶奪生存上的必需品而發生戰鬥……」

一個月後，羅素被送到法庭受審，最後法官宣判羅素須坐牢6個月。1918年5月，羅素入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在英國的左翼思想界，流行二種錯誤的歧見，第一種是堅信一場第二次世界大戰，將是意味著西方文化的結束，因此任何防衛的企圖都無效；第二種是以為任何人一旦認為蘇俄的領袖們都是殘酷無情的極權主義者，則他必然是保皇黨的保守份子。第一種錯誤看法的流行，幾乎導致了1940年希特勒的勝利；第二種錯誤的看法，則幾乎使1945年以後的世界失去了和平。

羅素並未能完全擺脫第一種錯誤看法，但是他卻能輕易擺脫第二種錯誤看法。當時英國的前進份子中，在面對蘇俄的真相時，能擺脫第二種錯誤看法者，也許只有羅素一人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使羅素由自由主義者變成了社會主義者，主要原因是他認定是資本主義導致了戰爭，那時他也像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地宣稱︰「資本主義制度已是劫數難逃」，但是這時期羅素所擁護的社會主義是英國基爾特（Guild）式的社會主義或法國式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m），他希望工業由直接參與工作的人來經營，而不是由政府來管制，這點跟今日的一些社會主義者有很大的不同，今日的社會主義者往往樂於見到國家權限的擴大，雖然羅素也認為某些方面國家的權力有加強的必要，但是他認為這只是過渡時期所必須的一種惡，他承認他比較傾向於無政府主義，他也說過︰「國家權力的過大，是現代世界不幸的主要根源之一。」他正確地預言︰「收歸國有或以國家代替私人雇主，其結果對工人而言，跟過去並沒有什麼差別，他們對於自己的工作依然很少有控制權。」

羅素像其他的社會主義者一樣，起先也曾一度熱誠地對蘇俄的革命表示歡迎。1918年他寫信給朋友說︰「這是個可詛咒的世界，只有列寧和托洛斯基在點燃唯一的光明。」不久他又寫道︰「世界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充滿了希望，布爾雪維克黨人的成就使我頗覺愉快，我很輕易地原諒了他們解散議會之舉，假如他們的議會也是和我們的下議院一模一樣的話……你看他們做得多成功！他們甚至使一些英國人開始思想。」

羅素和其他的前進份子最大的不同點是，當他親眼看見了蘇俄的一切後，他就不再繼續像過去那麼嚮往蘇俄了。

1920年，他以工黨代表團的非官方身分抵俄訪問。代表團在蘇俄逗留了四週，抵達時，懷著一股興奮的熱情，當他們下機後第一次看到蘇維埃國旗迎上前來時，團員們不自覺地唱出共產國際歌和紅色旗歌。

因為羅素不是正式的官方代表，所以可以避開一些宴會，而親自到街上或鄉下跟一般俄國平民接觸。他看見了一群疲乏的婦女在政府開設的麵包店外邊，正在不耐煩地擺著長蛇陣等候領取黑麵包。像其他代表團的團員一樣，他對一般俄國平民的貧困深感驚訝。

很多代表團的團員都是以痛苦的失望與幻滅的心情下離開俄國。一位團員在他的報告中寫道︰「實際上，在蘇俄根本沒有配稱為社會主義的東西存在，一般人民的生活顯然都很可憐。」

羅素一回到英國，便著手寫「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理論與實際」。這本書，就是到現在，依然是「反共哲學」的最有力代表作。羅素可以說是西方智識份子中，最早由共產主義的迷夢中解脫出來的人物。

羅素寫道︰「我對蘇俄這個被功利主義所窒息的社會環境中，我感到極端的不快，整個社會彌漫著對愛與美的麻木與冷淡，感情方面的生活可謂已完全被忽視。」在「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一書中，羅素寫道︰「『獨裁』的意義就是『獨裁』，相反的所謂『無產階級』卻有其特殊的意義，那就是代表共產黨。」羅素是近代史上第一個指出︰共產主義是一種宗教形式的人，而且也會像基督教一樣的習慣於把迫害視為正當（早在「德國的社會民主制」一書中，羅素就把馬克思主義視為一種宗教。）羅素在下筆寫訪俄報告時，面臨了一項抉擇︰要說實話，還是要失去朋友，結果他選擇了前者。

1920年，羅素接受中國北京大學的講學邀請。在當時白宮和英國外交部中大多數人，對中國幾乎提不起興趣的時候，羅素就強調中國在未來世界中將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事實上羅素幾乎讚賞所有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東西，他唯一對中國人缺點的批評是︰「貪婪、賄賂和某種無情。」他對中國文化有極大的好感。在中國，他把希望寄託在孫中山先生身上，羅素認為所有中國的軍閥幾乎都是野心的土匪，只有孫中山先生在為整個中國的未來打算，他把孫中山先生比喻為舊式的英國自由主義者。

羅素對中國的影響巨大，中國人第一次聽到一個英國貴族在批評英國的帝國主義；中國人首次發現一個外國人以中國人的觀點去考慮中國的問題。孫中山先生曾說︰「羅素是唯一了解中國的英國人。」羅素在北京大學演講時告訴他的聽眾，一個無神論者也可能具備高度的道德水準，同時當道德與宗教發生過份密切的關係時，道德往往會變為偽善。

從中國回到倫敦之後，羅素和都拉結婚，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1924年，羅素訪問美國。早在1922年，羅素就預言道︰「美國將會開始其帝國主義的生涯——不是領土方面的侵略，而是經濟上的征服。」早在1926年，羅素就預言世界將進入只有2個列強存在的新時代，他們之間敵對的思想體系，所引起的衝突，可能會帶來一場使人類吃不消的戰爭，這2個列強就是代表共產主義的蘇俄與代表個人主義的美國。美國和蘇俄這2個國家，最嚴重的事情是那種不容異己的偏狹與頑固。

雖然羅素對於四福音書中的某些訓言頗為欣賞，但是他還是說，耶穌在智慧與德行方面趕不上釋迦牟尼和蘇格拉底，他更因為耶穌對那些不聽他傳教的人，存在著報復心理而頗為不滿，對於地獄一節的教義，他還特別加以抨擊，他說︰「我真沒想到，生性這樣仁慈忠厚的人，也會把那種恐怖嚇人的東西引到人間來。」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羅素傳（1）

羅素傳（1）

「羅素傳」是艾倫‧伍德（Alan Wood）的著作，部分精彩內容如下︰

哲學家存在的目的是提出問題，而不是回答問題。在原子尚未被科學家發現之前數千年，哲學家已經在思索有關原子的事了，結果他們很可能給科學家提供如何去追尋原子的靈感；哲學家常常對一般人視之為當然的事發生疑問，然後科學家便慢慢同意哲學家的看法。羅素（Russell 1872－1970）曾說︰「科學是你知道的是什麼？哲學是你所不知道的是什麼？」無疑的羅素是我們當代第一流的發問者，最初他提出的問題是關於數學、宗教與哲學方面的領域，但是後來漸漸地擴大到關於戰爭、政治、性與教育方面的問題，他大膽的向傳統的成見挑戰，為的是使人類的思想能不斷地向前邁進。

羅素的祖父是英國歷史上一位有名的首相約翰羅素伯爵。羅素的父親一共生了三個孩子。老大富蘭克繼承了爵位，第二個是女孩蕾卡爾，最小的孩子便是羅素。

羅素從小就對傳統信仰懷疑，5歲時，有人告訴他地球是圓的，他拒絕相信，便在花園裡掘洞，看看能否貫通到地球另一端的澳大利亞。又有人告訴他在他睡覺時小天使會在旁邊看顧他，他反駁道︰「可是我從來不曾見過她們呀！」人家又告訴他當你張開眼睛時，她們早就走了，因此他決定故意把眼睛緊緊閉起來瞞人家以為他睡著了，然後突然張開眼睛，並用手去抓，結果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抓到。另外有一件事更加強了他的懷疑主義。他9歲時，一位女修道院長預言世界末日將會在1881年發生，但是直到那年年底，世界仍然一直存在著。

在羅素祖父的藏書中有一本叫「愛爾蘭的歷史」，裡面提到在洪水來臨之前，人類已經來到了愛爾蘭，但是這一批人後來都被洪水淹死，這時他那善於懷疑的頭腦馬上就想到，既然他們都死去了，作者怎麼會曉得關於這些人的冒險史？於是他討厭地放下這本書不讀。

做為一個懷疑者，他的下一個步驟是仔細地省察各種宗教不同的教義，用希臘文把他的沉思所得記在他的秘密日記內，他決定不顧他的信仰，而完全接受理性的引導。

羅素反對個人不朽的說法。起先他接受上帝存在的說法，但是後來讀了密勒（J．S．Mill）的作品後，就放棄了對上帝的信仰。密勒是羅素父親的好友，對羅素思想的發展影響極大，他是英國經驗派哲學19世紀的代表人物。所謂經驗派哲學是根據常識的哲學，主張人類所有的知識均由經驗產生。

羅素童年孤獨，但他的孤獨對他智能上的發展可能很有幫助。他曾說︰「沒有善處精神孤獨的能力，人類天才的至高成就不可能完成。」

1890年，18歲的羅素進入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他在劍橋的前三年專攻數學，但是他對劍橋的數學教育反感極大，因此在通過數學優等考試之後，他幾乎把所有的數學書籍都賣光了，並且發誓他將再也不讀數學了。然後他在劍橋的最後一年攻讀哲學。

1894年，22歲的羅素與比他大5歲的愛麗斯結婚。他有一流記者的第六感，能夠判斷一件事未來的可能發展。1895年，他到柏林調查未來50年二大勢力——德國的軍國主義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將如何影響世界歷史的命運。他在德國旅館內親眼看見了普魯士官員驕傲跋扈的情形，當他們想要得到什麼時，他們就必定要達到目的才肯罷休，例如當他們發現廁所正有人使用時，他們仍然會猛力敲門，甚至會破門而入。羅素預言了德國的獨裁政治與戰爭的未來演變。

羅素耐心地把三巨冊「資本論」讀完，雖然他對這些東西並無多大興趣。

雖然羅素是一個自由黨人，但對社會主義所進行的反抗貧窮與受苦的運動卻深具同情。他寫道︰「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宣言就其字面上的意義上是夠吸引人，因為它簡潔流暢、有刺人的機智和歷史的識見，是過去產生的政治文獻中最好的佳作之一。然而它的殘酷，它的排斥宗教與道德，這些都是我無法同意的。」

由於這是一個樂觀的時代，因此當時還沒有人會夢想到，共產主義在20世紀所掀起的恐怖行動。可是羅素已經對馬克思主義做了一些尖銳而深入的批評。他指出馬克思經濟理論中枯燥冗長的細節裡面的許多謬誤。在馬克思的社會圖畫中，他把整個人類社會分為二大敵對的階級︰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羅素認為他完全忽略了在二者之間有一個新的中產階級正在成長茁壯，這些中產階級乃是由於在工業生產行列中，技術專家所佔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而產生的。
羅素在1911年離婚，結束17年的婚姻生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爆發的那剎那，他承認過去的許多想法錯誤，因為他突然發覺人類並不如他過去想像中那麼合乎理性。

不久之後，他的心情轉變為積極的反戰運動，這件事使他成為大眾注目的人物。有些人責備羅素前後不一貫，自相矛盾，最受人責備的一件事是︰「他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卻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點上，無疑的是他的批評者錯了。羅素可以說︰「一場戰爭比被德皇征服更糟，但是被希特勒征服卻比一場戰爭更糟。」而且羅素從未說過︰戰爭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種道德上的錯誤。他在一篇文章「戰爭的倫理」中，曾區別各種不同型態的戰爭，並且認為其中有些戰爭是合理的，其中之一便是「殖民地戰爭」。在殖民地戰爭中，美國的移民打敗了印第安紅人，而使該地的文化水準獲得大大提高，羅素說︰「如果我們由結果來下判斷的話，我們似乎不該後悔這種戰爭的發生。」這是羅素和一般的和平主義者不同的地方。至於「自衛之戰」，羅素認為這一類戰爭很少是合理的。至於那些「為了增加威望而發生的戰爭」，永遠不合理。他說︰「當2隻狗在街上打架時，沒有人會以為牠們是為了某種高貴的目標而奮鬥，牠們打架的唯一原因是彼此臭味不相投，這是街狗打架的事實，同時也是現在正在進行的國與國間戰爭的事實。」

1915年，德國人戰敗後，羅素預言道︰「一般的德國人，將會設法尋求如何在下一次準備得更好的方法，而且將會更忠實地服從他們軍國主義領袖的話。」

當羅素因為他的和平主義運動，贏得不少新朋友和崇拜者之際，另一方面也同時招致了政府和他劍橋同事日益滋長的敵意。羅素注意到，當他在學院的餐廳中用餐時，其他的同事都避免與他同桌。

這些反對羅素的人，在「艾佛雷特案件」發生後，終於獲得了報復的機會。

艾佛雷特是一位反戰者，他被調去當兵，後來以不服從命令而被判服2年的勞役，於是「反徵兵同盟」出版了一本小冊子，為此事提出抗議，結果有6個人因為分發此小冊子而被捕，因此羅素就寫信給泰晤士報說︰「我就是這本小冊子的作者，因此如果有任何人為它而受到迫害，我是應該要真正負責的人。」

1916年，羅素在市長前受審，罪名是「對大英帝國的三軍徵召，發表不利的言論。」

（待續）

★   郝龍斌提議讓陳水扁保外就醫，以消弭社會對立。接著又有藍營政治人物提議讓陳水扁住大一點的牢房，以優待卸任總統。我覺得這些政客毫無法治觀念。眾所周知，最基本的法治觀念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古人尚且知道︰「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所謂「同罪」，應該也包括入獄後的待遇。現代台灣的政客連古人都不如。陳水扁能否保外就醫，自有專業客觀的醫師作判斷，法律也有明文規定，怎麼可以用「消弭社會對立」這樣的政治理由，讓陳水扁享受特權呢？另外，犯人住多大的牢房，法律也有明文規定，怎麼可以用「優待卸任總統」這種理由，讓陳水扁享受特權呢？這些政客完全在踐踏、蹂躪台灣法律。我瞧不起他們。郝龍斌要是認為出這個險招，就可以勝過朱立倫，獲得綠營選民好感，藍綠通吃，而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勝出，他就大錯特錯，我認為他這是提早出局。我記得以前我曾說我一點也不喜歡郝龍斌，因為他的微笑「假假的」，現在果然印證我的感覺無誤。本來郝龍斌若安分一些，說不定將來還可分到副總統或行政院長，現在大概一切都沒了，因為他已經露出馬腳，露出政客的馬腳！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西洋哲學故事（13）

西洋哲學故事（13）

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1866–1952）是個懷疑主義者。

近數百年來，義大利的哲學處處落後，這也許是因為義大利的思想家，始終堅持經院派的態度及方法。他們在宗教方面，雖然擺脫了神學的羈絆，但在哲學方面，還是不能衝破經院主義的網羅。我們可以說，義大利只有一次文藝復興，卻沒有一次宗教改革。

克羅齊的家庭富有，信奉天主教。由於他是獨子，從小就接受徹底的天主教神學教育，然而他後來竟成為無神論者。在沒有宗教改革的義大利，傳統的正教與絕對不信仰之間是沒有折衷之路的。克羅齊既不信舊教，自然無所信仰了。幼年的克羅齊對於信仰非常虔誠，曾經立下志願要仔細研究宗教。可是他越研究宗教，就越懷疑宗教。之後，他專攻哲學和人類學，他的學問無形中代替了信仰。

1883年，他所住的小市鎮忽然發生大地震，使他失去了父母和唯一的妹妹。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克羅齊大為憤怒，認為只因經濟上的一點衝突，居然引起戰爭，互相殘殺，阻礙歐洲思想的發展。後來義大利加入協約國，和同盟國相抗，只有克羅齊一個人劇烈反對。他在義大利所處的地位，就像羅素在英國，羅曼羅蘭在法國，同為大眾反對的對象。

克羅齊反對馬克思的經濟史觀，他認為這種思想只是一時的工業主義的反響，難免有誇大其辭之處。他不但否定唯物主義是一種哲學，認為就連科學的方法也談不上。他說︰只有心靈才是最原始的與最後的實體。克羅齊是一個唯心論者。他排斥宗教，又排斥靈魂不朽。崇尚美學，崇尚優越的生活，就是他的信仰與宗教。他說︰「近代有許多人，既不肯放棄宗教，又不肯放棄藝術、哲學和其他類似的理智活動，希望兩者同時存在。我真不懂，他們有了後面這許多珍寶，前面的一種——宗教，還要用它來幹什麼呢？有了哲學之後，宗教便無存在的理由了。」

克羅齊認為人類的歷史應該由哲學家來寫。他認為一般歷史學家寫歷史，常把極微細、極瑣碎的史實記載下來，他們的學問太淵博了，反而把史實上的真理忽略了。

克羅齊承認，要發現過去的真相的確是非常困難的事，他認為歷史只是一種技術，用這種技術，可以從過去的許多謊言中，選擇與真理最為相近的謊言。

羅素（Russell 1872－1970）是同時期內最年輕與最勇敢的歐洲思想家。他的祖父約翰羅素是英國自由黨內有名的首相。他的父親亞姆貝理伯爵，是崇尚自由主義的思想家。按理說，父親死後，羅素就可以繼承爵位，可是他棄之如敝屣，自動離開爵邸，寧願清苦貧賤，享受自由的生活。由於他主張和平主義，被劍橋大學開除。羅素傾向數學，因為他認為數學有客觀性，只有在數學中才有永久的真理和絕對的知識。他在基督教中不能發現與數學原則相當的理論，終於拋棄了基督教。

大戰爆發了，羅素像突然被釋放的烈火，世人吃驚的發現，這個清瘦的教授，居然是個有無窮勇氣、熱愛人類的人。他勇敢的向當代的政治家大肆攻擊。但這卻使得別人懷疑他是英國的仇敵。他的學問雖然淵博，但因為是和平論者，所以被社會拋棄了，大家罵他是賣國賊。羅素認為國家為了私利，並不值得讓年輕人昂首闊步地前去送死。羅素認為自由思想與自由言論恰像消毒的火焰，能把心靈中的迷信及成見完全洗刷乾淨。

起先，羅素看見蘇俄正努力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創造，與自己的理想相差不遠，自然非常喜悅。後來，蘇俄遇到許多困難，所做的試驗逐漸失敗，羅素對自己的理想也逐漸失去了信仰。他稱自由哲學的前提，就是最高的民主政治；但蘇俄政府偏偏反對民治原則，他失望了。他對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之受壓抑，對宣傳機構之全受壟斷感到憤怒。他祈禱蘇俄全民都未受過教育，而且永遠不希望他們受教育——正因為他們是文盲，才不至於受迷惑。在這種新聞事業替人宣傳的社會，文盲反而還不至於與真理相隔太遠。

羅素在中國教了1年書，中國的國情好像與他的個性最為適合。在那裡，社會的步調比較緩慢，人們可以靜坐一旁細細思考。他拜訪過中國後，再來體會歐洲，只覺得歐洲不過是文化的末梢；悠遠的文化根源卻靜靜的停在亞洲。他說︰「近來，我才發覺白種人的地位並不像我從前想的那麼重要。假如因為戰爭，歐洲人與美洲人因自相殘殺而絕跡，對於人類與文明前程並不會造成多大的妨礙。歐洲人與美洲人覆滅了，並非全人類覆滅了；歐洲與美洲的文化衰竭了，並非全人類的文化衰竭了；自然仍有許多中國人留存下來。在許多方面看來，中國的確是最偉大的古國，不僅它的文化偉大，它的理智也特別偉大。」

第十一章  當代美國哲學家

桑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生於西班牙馬德里，1872年就被帶到美國。他在哈佛大學獲得學位後，就在哈佛大學教書。他不喜歡美國式的城市生活。他傾全力於他那最著名的「理性的生活」。出版後，桑塔耶那的聲譽立刻震動全球。他看清楚思想界最大的弊病就是無條件的接受傳統的理論。他認為我們所認識的世界並非真實的世界，他願意懷疑一切。桑塔耶那不容許泛神論的浮華惹身，認為那只是無神論的託辭。桑塔耶那究竟是個詩人，很能體會一般人的心理，假如在這個世界，硬把神完全抹煞，世界豈不變成慘淡落寞，毫無生氣了嗎？人害怕死亡，希望在宇宙之內，有一種力量可以使他在變化無窮的世界中永垂不朽。他雖然表示同情，但他的結論，仍然是「我相信這個世界，並沒有不朽之事。」

桑塔耶那厭惡平等的理想和柏拉圖一樣。他認為民主制度是貴族制度的一大改進，但是民主制度也有它的缺點︰民主政府常顯得腐敗、無能，最糟的是它獨特的壓抑——對於整齊劃一的盲目崇拜。桑塔耶那最輕蔑現代生活的喧囂和忙碌。

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生於紐約市。他認為如果神是萬知萬能的，則我們只是祂的傀儡，因為神最初為我們安排好的命運，我們無能將其改變於絲毫。

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認為個人是社會的產物，風俗、習慣以及其他傳統的觀念，都能直接影響嬰兒。嬰兒生在任何地方，都能順著當地的環境，被塑成與他周遭人物相同的模式。這種社會遺傳的能力巨大、快速而又非常徹底。一般人的觀察不能透徹，常將之視為生理與身體的遺傳，那就大錯特錯了。

杜威認為如果有一個人，從前雖完美無瑕，到了現在漸漸墮落，流而為惡，此人即是惡人；反之，如果有一個人，從前一無可取，現在卻走向善路，漸漸進而為良善，此人即是善人。只有這一個概念，才可以使我們責己以嚴，待人以寬。

杜威認為除了智慧之外，任何道德都不能拯救我們。無知並非福，而是麻木不仁，且是奴隸的表現。杜威不信任國家，主張多元化的秩序。

（全文完）

★昨天（8月28日），我以前在汐止北港國小任教時的學生陳柏霖（他以前在班上考試總是第一名）與何非來看我。陳柏霖講了一段很有趣的話。他說他相信這世上有鬼。理由是我們人類生活在三度（維）空間，而螞蟻生活在二度（維）空間，而鬼說不定存在於四度（維）空間，所以就像我們人類觀看螞蟻，而螞蟻渾然不知一樣，很有可能鬼也正在觀看我們人類，而我們人類也渾然不知。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西洋哲學故事（12）

西洋哲學故事（12）

1869年，尼采認識音樂家華格納，兩人談得甚為投機。1872年，他出版第一本書「悲劇的誕生」。尼采認為生命的意義不在增進大多數人的福利，他們本身毫無價值。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天才。

華格納雖然反對基督教的神學，卻認為基督教中蘊藏著道德的價值與真摰的美感，對於這一點，尼采永遠不能原諒他。

1879年，尼采身心急劇衰弱，甚至到了死亡邊緣。那時，他對妹妹說︰「答應我，當我死了之後，只能讓知己朋友靠近棺材，必須拒絕好奇的群眾，不准牧師在我墳前玩把戲。讓我平安的躺進墳墓，永遠做一個純潔的異教徒。」

1883年，尼采完成「查拉圖斯特拉」。但是書局老闆不肯印刷，因為從賺錢的觀點來看，這本書毫無價值。於是尼采不得不自己花錢請人代印，出書後只賣出40本，送了7本，只有一個人向他致謝，沒有一個人表示任何意見。在世界他是最寂寞的人了。「查拉圖斯特拉」出版後，尼采的朋友漸漸遠離他，他的妹妹也離開了他，與尼采向來輕視的反閃族的人結婚。

尼采認為如果以戀愛為結婚的條件，只要有了愛情，英雄可與女僕結婚，天才可與奴隸結婚，這是多麼愚蠢，多麼不合情理的事！愛情絕不合於優生學的原理。我們必須用法律來禁止由戀愛而造成的男女婚姻。超越的人只能與超越的人結婚。結婚的目的，不只在於生殖，還要顧慮到進化的條件。

尼采認為︰何謂善？凡是能增進個人權力感、權力意志的就是善；何謂惡？一切的惡都是由懦弱而來。尼采認為要走向超人之路，必須先通過貴族政治，而與貴族政治相對的民主政治必須及早撲滅，以免留下後患；而撲滅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應該從破壞基督教入手；因為近代上等階級的人，多少都與基督教發生關係，基督教得勝之日也就是民主政治開始之日。尼采主張日耳曼民族與斯拉夫民族結合，並且希望善於理財的猶太民族加入，這樣，就可以成為全世界的主人。尼采認為法蘭西民族在歐洲各民族中最為精緻、靈巧。他說︰「我只相信法蘭西的文化，其他各國的產物如果也稱作文化，那真是最大的錯誤。」尼采認為最壞的莫過於英國人，他們用民主主義的妄想去侵蝕法國人的心靈。英國式的功利主義與博愛主義，把歐洲的文化腐蝕得卑微至極。

尼采認為在民主政治之下，一個有機體的各個部分，都可根據自己的嗜好恣意妄行，自由和混亂沐猴而冠，平庸受崇，優秀遭嫉。因此，在它之下，絕不能產生偉大人物。偉大的人格怎肯委曲求全，任惡劣的選舉擺佈捉弄呢？人民的理想與模範並不是優越的超人，而是大多數的平庸之輩。每個人都求與他人相似，就連性別的區別也將不明顯——男的將變成女的，女的將變成男的。

女權主義乃是民治主義與基督教的自然推論，因為真正的男人太少了，女人就想讓自己男性化些。

尼采是大男人主義者，他認為男人是女人用來達到生育子女目的的工具，而女人只是男人危險的玩具罷了。男人必須側重在戰爭訓練方面，女人乃是戰士的娛樂品，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假的。

尼采說︰「人類是不平等的。平等的宣揚者，懦弱和狂亂使你們整天呼籲平等。」他又說︰「當社會的本能永遠拋棄戰爭與征服的時候，那個社會必定趨向沒落，而更接近民主主義與雜貨店老闆掌握政權的局面。」尼采說︰「貴族絕不能與富有的平民通婚，如果這樣，貴族的血統就要被污染和削弱。」

尼采非常狂妄，他說︰「將來一定有人會說，我和海涅兩個人乃是使用德文寫作的最偉大藝術家，也會說，我留下了少有人能寫出的最好作品。」有一次，他把一本書寄給大批評家泰納，上面註明︰這是有史以來最燦爛的一本書。

尼采的風格之所以如此光燦，乃是因為他具有一種神經質的自我主張，敢把通俗的見解刻意顛倒過來，將一般人所崇尚的道德痛加嘲諷，視別人所厭惡的罪惡為神聖的緣故。在此我們獲得一個結論︰一個人如果不賣道德的帳，他必能寫出非常有趣的理論來。其實，這種獨斷的假說，表示他已走進了瘋狂的邊緣。最初固然能討人喜歡，但是過了不久，反而會使人感到厭倦。尼采不用證據，他感覺怎樣，就把感覺加在大眾身上。他不用邏輯的推理，而用單純的想像。他所貢獻給世人的不只是一套哲學，而是一個新的信仰、新的希望與新的宗教。他的著作處處都有「我」字，他重視本能甚於思想，重視個人甚於社會。

尼采認為個人的自由應當絕對解放，絕對不受任何社會規條的限制。由於情場上的失敗，所以他大力攻擊女人，這種怨恨報復的心理絕不是哲學家所應該有的。由於失去父母和朋友的愛，所以他不能感覺友誼與互助的快樂，實應在戰爭與征服的快樂之上。他的壽命不長，假如他多活幾年，他的生活面較為廣擴後，他那擾人清思的雜思也許可以變成完美和諧的哲學。他批評耶穌，說他「死得太早。假如多活幾年，必定要取消自己的教義，如果能這樣，他的人格定更為高貴。」我們讀尼采的書，很覺得這是他對自己的批評。

1889年，尼采患了嚴重的中風，他幾乎完全進入瘋狂的狀態！最初，旁人把他送進一家瘋人院，不久他的母親趕到，把自己的兒子放在懷中，表示寬恕。這是多麼美的畫面——信仰虔誠的女人因自己的兒子中途背叛教義，心中確實難過，等到兒子遇難，又把他放入懷中，表示寬恕。其中雖經波折，但愛子之心並不稍減。

第十章  當代歐洲哲學家

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曾獲1927年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家族是法蘭西與猶太人的混合血統。1907年，他寫了「創造的進化」，此書一出，為全世界注意，他的聲譽因而滿天下。不過當我們閱讀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著作「創造的進化」的時候，我們必須謹防作者的幻想，以避免上當。在許多方面，柏格森與達爾文的關係，只有康德與伏爾泰關係的重演。柏格森繼承叔本華的系統，想要在主觀和客觀的世界中，找出勢能的原理，解答世界的謎以及生命的神秘性。
我們在過去數十年內，思想頹廢，幾乎承認這個世界是完成了的與預定好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之內，個人的創造都是枉然，個人的努力只是神在宇宙內所玩的把戲，更無所謂價值。自從有了柏格森，我們的世界觀突然改變︰原來世界只是我們所創造的過程，與創造時所用的材料罷了！在他之前，我們是機器中的齒輪或螺絲釘；到了現在，假如我們願意的話，很可以果斷的在創造的劇情中，寫上自己所希望的部分了。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西洋哲學故事（11）

西洋哲學故事（11）

無神論者認為這個世界是「自存的世界」，無所謂原因，也無所謂開始；有神論者只不過把難題往後推一步而已，說「神創造世界」，假使有人追問他們︰「誰創造神呢？」他們又不能回答。所有最終的宗教觀念都犯了不可想像的毛病。

不僅最終的宗教觀念如此，即使是最終的科學觀念，也都超越了理性，而非理性所能解釋。何謂物質？我們把它分成原子，所謂原子，都是從分子中分解出來，分子既為可分，原子當然也可分，而且非可分不可，於是我們陷入兩難的困境︰如果物質可以無限制的分離，那麼最後的物質究竟是什麼？這是不可想像；如果物質的分離性有限制，那麼，與已成的假設又相違背——這又是不可想像的事實。時間、空間的可分性，追究下去終必成為非理性的概念。借用赫胥黎的話——唯一誠實的哲學乃不可知論。

斯賓塞的觀點與叔本華相似，都說努力毫無用處，我們只能聽天由命。他的事業總算是順利的，然而生活到最後，卻說生命無意義，不值得生活。他的眼光太遠大了，只看到遠的方面，反而把目前的快樂輕輕帶過。這是哲學家的通病，斯賓塞也犯了這樣的毛病。

斯賓塞認為凡是生育太多的人，智力必定降低。等到教育越高，生殖率自然會降低下去，所以在以後的進化上，人類的生殖率，將因文明程度的提高而降低，這是必然的趨勢。

從沒一個人，能在社會學成就這麼偉大的貢獻，即使連孔德（社會學的始祖，社會學的名詞便由他手定）也比不上斯賓塞。

斯賓塞反對工人階級統治世界，這種想法使他厭惡到甚至生病。1893年，赫胥黎竭力排斥用生物學來指導倫理學，認為本性在鋒爪與利齒中發紅，當導致狡詐與殘酷，不足以言愛與正義。斯賓塞的主張恰巧相反，如果有一種道德律，不能應付生存競爭與自然淘汰的試驗，那種規律必定屬徒然，一開始就會成為口號而一無是處。

斯賓塞相信戰爭停止之後，國家對人民的控制已經失去了大部分的藉口。政府的唯一職權不過是維護治安，使自由不致被破壞而已。

斯賓塞既反對戰爭，同時又反對婦女的參政運動，理由是婦女在戰爭時，並不曾冒過大險，所以沒有資格要求均等的待遇。

斯賓塞認為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衝突之後，利己主義必佔優勢。在社會條件的許可下，追求自己的快樂，乃是達到最大最普遍快樂的先決條件。但是同時我們又希望同情的範圍，逐漸推廣，利他的衝動逐漸增強。利他的行動經過社會功利的自然選擇後，將變得近乎本能，依據本能而行事當然非常快樂，根本不需要外力的強迫。人類社會經過長時期的進化之後，將更接近完美的狀態。

斯賓塞反對國家管太多，他反對國家出錢辦教育，反對政府保護人民。有一次他竟然主張，甚至連戰爭最好也由個人自己去料理，不必政府多管閒事。他把自己的文稿親自送給出版商，因為郵局是政府機構，可見他對政府完全沒有信心。斯賓塞的「第一原理」出版後，聲名大噪，成為當時最著名的哲學家。

他喜歡獨居不與他人來往。他只與少數知己朋友來往，不肯和陌生人見面。當有人堅持要和他見面時，他就會塞上耳塞，平靜地聽他們說話。

他的名聲突然而來又突然消失，在他去世之前名聲早已衰竭，各階級的人都不把他放在眼裡。宗教界的首領聯合起來，賜他永世的懲罰。工黨黨員看他反對戰爭，很欣賞他，等到他排斥社會主義，反抗工黨政治時，又對他大大惱怒。保守黨人聽他詬罵社會主義，心中暗自喜悅，但是他的不可知論又使他們為難了。斯賓塞始終堅守獨身主義。

年齡大了，斯賓塞的觀念漸漸穩定。過去他曾諷刺英皇是裝飾品，如今他的觀點完全改變，認為把國王從人民手中搶走，就像從小孩手中搶走布娃娃一樣，毫不合理。再說到宗教，人民有了信仰，對於生活似乎很有幫助，那又何必去打擾他們呢？他漸漸覺得一切宗教信仰，都建築在實際的需要上，和理智毫不相干。他回顧從前的行為，深覺人生所應當追求的是生活的快樂，學術上的名譽本無切身關係，又何必苦苦追求呢？他後悔了，1903年，他去世，臨死之前，他嘆息自己的工作都建築在空虛的幻影上。

第九章  尼采

自從達爾文提出進化論後，一些思想家，尤其是尼采（Nietzsche 1844－1900）認為︰假如生命是繼續不斷的生存競爭，優勝劣敗，適者生存，那麼在這場競爭中，力量應該是至高的德性，而懦弱則是最大的缺點，善者是生存者與勝利者，惡者都是放棄者與失敗者。在生命的戰場上，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善良，而是力量，不是謙恕，而是狂傲，不是利他的心，而是堅決的智慧，一切像均等、民治的觀念，都與適者生存的警句根本衝突。進化的目標，不是大多數的群眾，而是極少數的天才。能夠解決糾紛的，不是正義，而是強權，不是公道，而是力量。

假如上面所說的都是真理，那麼，絕沒有比鐵血宰相俾斯麥更偉大更有意義的人生了。俾斯麥說︰「國際之間，根本無所謂利他主義。」又說︰「近代國際間的糾紛，絕不是選舉與演講所能解決的，只有鐵和血才能解決一切問題。」

尼采的父親是個牧師，不僅他的父親，他那接連好幾代的祖宗都從事牧師的工作，而他自己也始終是個宣傳教義的人。他反對基督教，實在是因為基督教的倫理精神影響他的心靈太大了。他的內心充滿了善良與和平，只因這種質素實在太多了，所以要用劇烈的矛盾把它矯正過來，他的哲學的形成便是緣於此。他誕生於普魯士。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所以他就由信仰虔誠的母親撫養長大，這使他帶有女性的細緻與傷感的柔情。鄰居的小孩都喜歡偷摘蘋果，又愛說謊，喜歡玩軍隊的遊戲，所以他不喜歡和他們來往。在學校，他的同學稱他為「小牧師」。他的舉動也的確像個牧師，經常離群索居誦讀聖經。

18歲時，他就失去了祖先們所留傳下來之對神的信仰，自己去尋找一個新的神，他終於找到了超人作他的神。

宗教本是他生命的精髓，一旦失去了，自然覺得生命空虛且毫無意義。他的性情突然變得暴躁。就在那時（1865年），他發現了叔本華的「意志與表象的世界」，認為這本書就像一面鏡子，他在裡面找到了世界，又找到了生命，書中的每一句每一字，都高喊著消極、拒絕與拋棄的呼聲。從此，叔本華的灰色思想深深印入他的內心。

1870年，德、法宣戰的消息傳到他耳朵裡，他不能抵抗祖國的呼喚，但因他近視太深，只能擔任護士工作。他把戰爭太理想化了，一旦面臨事實，就失去意識。不要說戰鬥他辦不到，即使連看護工作也不能勝任，脆弱的心靈，一見到流血就不舒服，他終於生病了，病得很嚴重，因此被遣回家。他的外面雖然穿上武士的盔甲，但內部卻藏著女性的靈魂。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