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危機（3）

中國危機（3） 2012年，習近平會見美國國防部長帕内塔，談到中日釣魚台列島的問題時，帕内塔認為釣魚台列島在美日安保條約的範圍內。習近平則堅定地說︰「美國不應該介入他國的主權問題，讓事態更惡化！」習近平還說︰「中國有一句話︰『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豬槍！』」習近平以這句話充分向美國表明絕不退讓的姿態。 薄熙來在重慶市實施的政策除了「打黑」之外，還有「唱紅」。「唱紅」就是唱革命歌曲，目的是要勾起人們對往昔共產黨的美好傳統與回憶。 薄熙來知道胡錦濤和溫家寶對他這個不懂保持「低調」的政治人物沒有好感，因此轉而打算獲得黨內長老的歡心。所以實施「唱紅」政策。 「唱紅」原本只在老人之間流行，但是不久也吸引了年輕人。因為當今社會彌漫「拜金主義」，道德低落，人情薄如紙，而「唱紅」有批判這股社會風潮的濃厚色彩。 對共產黨領導層而言，他們延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造成貧富不均，而「唱紅」有批判貧富不均的味道，因此「唱紅」有某種潛在的危險性。 當著名經濟學者茅于軾批判毛澤東時，網路上興起一片攻擊茅于軾的言論。茅于軾批判毛澤東晚年的失政。這點共產黨也承認，因此無論在學術上或政治上應該都沒問題才對。然而網民的反應卻非常激烈，如「賣國賊」、「反革命犯」紛紛出籠。茅于軾否定文革，網民則反問︰「那麼，你認為貪官污吏橫行霸道的現在社會較好嗎？」還有網民說︰「文革時期，雖然大家比現在貧窮，可是大家都平等，也沒有生活壓力。」以及︰「現在的中國的確物質變豐裕了，但是人心卻變荒廢了。」換言之，這些網民與其說是支持毛澤東，不如說他們對貧富不均的現在中國不滿。 2011年，中國媒體報導，國營企業「中國海洋石油公司」的員工，平均年收入為38萬6700元人民幣。而都市的公務員，平均年收入為3萬7147元人民幣。民營企業的員工，平均年收入為2萬759元人民幣。換言之，改革開放之後，與國外貿易的國營企業，其員工的收入為公務員與一般上班族的10倍至20倍！而且下層還有農民和勞工，更上層則有一些高官可以給自己的兒子買義大利法拉利跑車。 社會不滿情緒蔓延，各地頻頻發生暴動或抗議。中國稱此為「群體事件」。2005年的「群體事件」為9萬件，2008年為12萬件，2009年之後每年大約有10萬件至20萬件。「群體事件」通常不會持很久，原因是沒有指揮群眾的領導人。因此，將來若出現能夠指揮群眾的領導人，對共產黨而言，將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事實上，這樣的領導人已經出現，那就是薄熙來。他實施的「唱紅」政策，煽動了群眾。這就是為什麼黨中央會視薄熙來為危險人物的原因。 一開始，黨中央對薄熙來讚不絕口。因為他在重慶積極招引外資，有「微軟」、「福特」、「volvo」、「本田」、「鈴木」、「山葉」等國際知名企業。2008年，外國企業在重慶投下的資金為2007年的170%，27億美元。這個金額是西部12省的第二名（2007年為第六名），2009年時更增加到39億美元，是西部12省的第一名。 然而，薄熙來獲得全國高人氣之後，卻開始注意貧困階級。共產黨因而視薄熙來為危險人物。 共產黨很擔心頻頻發生的暴動或抗議，有一天會變得不可收拾，而迫使他們下台。解決的方法只有一個——民主化。美國布希總統再怎麼無能，再怎麼失政，他可以反問人民︰「是誰選我當總統？」中國共產黨由於是一黨統治，沒有經過選舉反應民意。優點是不必經過民主程序就可以決定政策，缺點是共產黨必須負起一切責任。西方各國在決定政策時，必須經過民主程序，頗花時間。可是政治人物下台後，卻能在人民之間安穩生活。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擔心的是，有一天會被追究責任。今後，貧富不均問題若爆發開來，說不定會波及領導階層。領導階層想要安全下台，方法只有一個——民主化。 汪洋出生於1959年安徽省的貧窮農村，而且汪洋家是村內的貧戶。然而汪洋力爭上游，終於出人頭地，而且成為中國民主化的先鋒。汪洋擔任廣東省書記時，重視媒體的「監督」功能，而主張言論自由。廣東省因而成為全國媒體最自由的地區。汪洋的改革還擴展到行政，他縮小黨和政府的權限。 胡錦濤非常賞識汪洋。汪洋擔任廣東省書記後的2年間，胡錦濤到廣東省三次，他一次也沒到重慶。而且汪洋每次到北京參加中央會議時，胡錦濤都會邀請汪洋到他家。 中國如果能夠有多一點汪洋這樣的自由派政治人物，一切危機或許會迎刃而解。 （全文完） 贖罪者理州上 2014年5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