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與國家（1）

教育與國家（1）

2004年，長崎縣1位小學6年級女生殺死同班同學。自民黨的幹事長安倍晉三說︰「重要的是教育，學校應該教孩子生命的尊貴。所以要修改教育基本法。」

2003年，在日本長崎市，1位12歲的少年用刀子殺害1位4歲的兒童，轟動社會。事後，當時的首相森喜朗說︰「父母親和國家都沒有善盡教導的責任，才會出現這樣的少年。所以要修改教育基本法。」

安倍晉三與森喜朗都是教育基本法修改論的急先鋒。他們都認為日本的青少年之所以發生問題，是因為戰後日本的教育有問題之故。而日本教育的根本在於教育基本法，所以要解決問題，就必須修改教育基本法。這種邏輯是認定由於戰後教育有問題，所以日本的青少年才會有問題。不僅政治人物如此想，許多學者也抱持同樣的看法。

事實上，戰後日本從1950年代到現在，社會產生巨大的變化。主要的變化是媒體。不考慮這點，只怪罪學校教育，思考有些欠周詳。

戰前和戰中，支配日本教育的是1890年發表的「教育勅語」。「教育勅語」的精神在於︰「一旦危急的時候，要勇敢保護天地無窮的皇運。」「皇運」指的當然是「天皇的命運」。換言之，一旦危急的時候，要勇敢犧牲自己的生命，保護天皇。

1948年，1位國中2年級女生，在學校是桌球選手，因為練習桌球之故，回家時間稍晚，母親認為她在外面遊玩，便打了她。這位女生憤憤不平，便將殺蟲用的亞砷酸放進家中晚餐的食物，毒死了2個妹妹。她在接受警察偵訊時，還有說有笑。這位國中2年級女生出生於1933年，是受過「教育勅語」影響的學生。所以如果說最近日本的青少年之所以發生問題，是因為教育基本法有問題之故，那麼這位國中2年級女生之所以發生問題，也可以說是因為受到「教育勅語」影響之故。

所以，不能將青少年犯罪與教育或教育基本法單純地扯上關係。過去發生的事件，現在也可能發生，現在發生的事件絕不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事實上，戰前日本的人口只有現在的3分之2，因此就犯罪率而言，戰前的犯罪率遠比現在高。可是大家卻都認為犯罪越來越多，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受到媒體的影響。青少年的犯罪案件數目，戰前和戰後並沒有太大差距，但是戰後的媒體卻很積極報導這類新聞。

此外，青少年接受到數量龐大的成人資訊。現在的成人在青少年時，所接受到的資訊，不外電視、收音機、報紙和雜誌而已。但是現在的青少年所接受到的資訊，除了這些之外，還要加上網路和手機等。而且電視的頻道也比以前多出許多。結果，現在的青少年每天所接受到的資訊量，比以前多出好幾十倍。

戰前，必須上學才能獲取知識，因此對青少年而言，學校教育的意義重大。但是現在的青少年即使不上學，也可以上網路獲取需要的資訊。因此對現在的青少年而言，學校教育意義變淡薄了。

日本現在的右翼人士否定戰後的民主主義和和平主義，想創造出新的國家。教育基本法其實並不壞，問題是日本的文部省（教育部）輕視教育基本法的理念，甚至將教育基本法束之高閣。文部省制定「學習指導要綱」來取代教育基本法。事實上，自1950年代開始，日本的文部省大臣（教育部長）就批判教育基本法，認為教育基本法裡沒有「愛國心」，也沒有要學生「效忠日本」。

右翼人士理想中的教育是怎樣？最能代表的是民主黨議員西村真悟於2004年所說︰「培養出願意為國犧牲生命的日本人！」而當時日本的媒體對這個發言沒有任何批判。

教育的新自由主義者三浦朱門（前文化廳廳長），主張「寬裕的教育」。他說︰「不會讀書沒有關係，即使是非常沒有知識的人，只要讓他有質樸的精神，就行了。」這是將學童很早就分類成1%的菁英與99%的非菁英。對菁英給予大量教育投資，對非菁英則予以捨棄。換言之，非菁英起碼要有質樸與從順的精神，做菁英與國家的支撐。

更極端的是學者江崎於奈（1925-）說︰「沒有才能的人，再怎麼讀書也跟不上。將來遲早在入學時，會檢查學生的遺傳基因，以遺傳基因的資訊，對學生因材施教。」

新自由主義者與新國家主義者看法一樣，都是追求徹底的競爭與管理，這就是日本現在的「教育改革」！最明顯的是東京的教育改革。東京自從右翼石原慎太郎（1932-）擔任市長以後，「教育改革」就加速。強迫各學校要懸掛日本國旗（太陽旗）、唱日本國歌（君之代）。

石原慎太郎說︰「競爭心是強壯的心，嫉妒心則是衰弱的心。再怎麼居於劣勢，也勇敢競爭，這是攻擊。嫉妒只是無為的防禦。如果要培養孩子成為強壯的人，就必須讓他們有競爭心。」

新自由主義者的想法其實不新，例如明治時代的官員學者加藤弘之（1836-1916）就主張社會達爾文主義。他正當化日本當時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的關係。例如他認為強者男性支配弱者女性，是理所當然。強國讓弱國成為殖民地也理所當然。加藤弘之著有「從社會達爾文主義看日俄戰爭」。他在書中認為從社會達爾文主義看，日本戰勝是必然的結果。

愛國心不好嗎？主張反戰的英國哲學家羅素（Russel Bertrand，1872～1970）於1916年著《社會重建原則》。他在書中指出︰喜歡自己國家的感情，並不是排斥他國，不必被責備。但是現代國家的愛國心卻不一樣。歐洲的青少年被教導要對國家忠誠，要服從政府的命令。為了讓青少年不懷疑，學校教他們虛偽的歷史、政治和經濟，並且一定指出外國的錯誤，鼓勵他們為了保衛國家，必要時要挺身而出。教育讓他們相信佔領外國是要推廣文明、傳播福音。這樣的教育是現代萬惡的根源。

愛國通常伴隨排他性。

日本文人清澤冽（1890 - 1945）於1929年發表「甘粕與大杉的對話」。甘粕正彥（1891-1945）是陸軍軍人。大杉榮（1885-1923）是大正時代的新聞記者，也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當時擔任憲兵分隊長的甘粕正彥殺害大杉榮。事後，甘粕正彥雖然遭受審判，被判10年有期徒刑，但是1927年就出獄。清澤冽這本書的內容是虛擬甘粕正彥與大杉榮在獄中的對話。甘粕正彥在獄中時，大杉榮的幽靈出現在他面前。甘粕正彥說︰「我是為了國家才殺你。」甘粕正彥想要用「愛國心」來正當化他的殺人行為。甘粕正彥又說︰「日本的精神在於君臣父子的關係，為了保衛國家的愛國心，是日本軍人獨有。」大杉榮則反駁道︰「你說愛國心是日本軍人獨有，可是看門狗看到陌生人狂吠不已，牠們的愛國心應該不輸給你們這些軍人。螞蟻守衛自己的蟻后，有敵人闖進蟻窩，便上前攻擊，這也是愛國心。羅素說愛國心是人類不理性的本能。」

愛國心既然是人類的本能，就很難去除。愛國心最大的教師是戰爭。日本如果沒有經歷過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恐怕很難產生後來的愛國心。日本人在明治維新前只知效忠自己的藩主。後來之所以產生愛國心，是因為政府對外患極力煽動集團本能（herd instinct）之故。

「甘粕與大杉的對話」那本書最後是這樣︰大杉榮對甘粕正彥說︰「2、30年後，我再來看你。再見。」

現實上，22年後，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甘粕正彥受不了這個結局而自殺。

（待續）

理州上  2013年4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