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府或小政府（3）

大政府或小政府（3）

另1個目的是將民間的競爭原理引進行政，讓行政更有效率，並且削減政府支出，還淘汰不必要的公務員。1989年之後，英國的公務員減少了2至3成，而且完全不影響業務。

柴契爾夫人於1979年修改稅制。為了不妨礙人民的勤勞意願，將基本稅率由33%降低到30%。然而柴契爾夫人的改革引起貧富差距的擴大。顯示不平等程度的gini指數，在柴契爾夫人的改革之後，急速上升，1984年的gini指數還在0.24，到了1989年飆高到0.32。柴契爾夫人政權前期的失業率高達11%，但是到了後期，失業率逐年下降，2005年時，下降到4.9%。現在失業率之低，英國在歐盟之中是模範生。英國的失業率之所以變低，主要是因為柴契爾夫人減弱英國工會的力量，讓薪資下跌，薪資一下跌，企業就增加雇用，失業率自然變低。失業率變低的另一個原因是，失業補助款的發放標準變嚴格，人們不敢輕易失業。1993年之後，英國在低通貨膨脹、低失業率的情況下，經濟維持安成長。英國已經完全克服了「英國病」。柴契爾夫人的改革終於開花結果。

1997年，英國的勞工黨黨魁布萊爾（Tony Blair）取回政權，擔任首相。布萊爾上台之後，實施所謂「第3條路」。「第1條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採用的福祉國家政策，也就是大政府。「第2條路」是柴契爾夫人採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就是小政府。「第3條路」便是希望同時達到效率與社會正義2個目標。布萊爾認為的社會正義，並不是「結果的平等」，而是「機會的平等」。這點和新自由主義並沒有什麼不同。布萊爾政權很重視教育。人們如果不具有企業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術，則即使企業要增聘新員工，也招不到對象。因此布萊爾政權增加教育預算，提高學童的學力。

瑞典政府是典型「高福祉、高負擔」的大政府。主張小政府的人批評大政府的理由是，「高福祉、高負擔」阻礙了人民的勤勞意願，也妨礙了企業家精神，造成經濟的停滯。經濟一旦停滯，福祉國家只不過是「均貧」罷了。

但是2002年，瑞典的每人國民所得與日本幾乎相同，是個富裕的國家。

瑞典的育兒假有15個月，而且在這育兒假期間，政府還支付補助款。除了育兒假有15個月之外，擁有每1個小孩（到12歲為止），可以1年休假60天。在育兒支出方面，雙親負擔10%，剩下的90%由政府負擔。16歲以下所有的小孩，雙親每月可以領到950克朗（相當於14000日圓）補助款。

這樣的制度讓人民可以安心生孩子。2004年，瑞典的生育率為1.71，比日本的1.25還高得多。

2004年，瑞典的政府支出對國內總生產的比是57%，日本是37%，當年瑞典的政府收入對國內總生產的比是58%，日本是31%。可見瑞典政府的確是大政府。

瑞典對失業者首先施以就職訓練，訓練完畢之後，若還找不到工作，才給予失業補助款。這稱為「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在這個政策之下，瑞典的失業率從戰後到1991年為止，都在2%前後的低水準。

瑞典的福祉必須先工作才能享受。例如失業時，失業者可以接受政府介紹的工作，或是參加就職訓練。育兒假也是要有工作才能享受。有工作的人，當生病或受傷時，所能領到的傷病津貼，比沒有工作的人，領得還多。

由於必須先工作才能享受福祉，所以瑞典雖然「高福祉、高負擔」，但是卻沒有阻礙了人民的勤勞意願。福祉的英文是「Welfare」，而瑞典這種必須先工作才能享受福祉的制度，稱為「Workfare」。

不過瑞典由於對傷病津貼的發放標準太過寬鬆，例如傷病津貼給付率為90%（日本是60%），一週以內的請假不需要醫師的診斷書，以至於許多人以生病為理由請假，1988年的平均傷病請假日為25.3日，這相當於每年工作日數的1成以上。2003年有175萬人以生病為理由請假，這相當於勞動人口的4%。因此，瑞典政府不得不限制傷病津貼的發放標準。

不過，由於高齡化社會的關係，瑞典為了維持福祉國家所必須負擔的代價越來越沉重。因此，瑞典的前途並不太樂觀，將來可能必須修改政策，往小政府靠近。

（全文完）

理州上  2013年3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