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無疆（1）

行者無疆（1）

「行者無疆」是中國著名學者余秋雨（1946-）的作品，部分精彩內容如下︰

龐貝古城被火山灰掩埋，發生在西元79年8月24日。一批虛偽的道德學家未必到過這裡，憑著道聽途說，想像這座城市的生活非常奢侈糜爛，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懲罰。奢侈糜爛的證據是公共浴室、妓院和不少春宮畫。其實在我看來，這裡呈現的是古羅馬城市的尋常生態，沒有任何需要被懲罰的理由。平心而論，龐貝在整體上還顯得比較收斂。歌德1787年到達這裡，他在當天的筆記裡寫道︰「龐貝又小又窄，出乎參加者的意料之外……」法國史學家泰納比歌德早來20多年，得出的結論是︰「他們的生活享受遠不如我們現在這樣舒適多樣，這樣多采多姿。」

在整個城市如此慘烈地毀滅之後，居然會有那麼多的評論家說它只是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實在有點不道德。他們不敢像泰納那樣承認，自己的生活其實要比龐貝人舒適得多。

我鄙視一切嘲笑受難的人。我懷疑，當某種災難哪一天也降落到他們頭上，他們會做什麼。他們當然不會去救助別人，因為別人有道德缺陷，正在接受懲罰，於是他們就趁火打劫，來幫助完成那種懲罰。事後，他們萬一倖存，又會滔滔不絕地成了一個出淤泥而不染的道德學家。

古羅馬的政治家安東尼有一件事令人很不快，那就是他對西塞羅太殘忍了。西塞羅是他的政敵，發表過不少反對他的文章，後來遭逮捕並被殺害，這算是政治恩怨，我們可以擱置不談；但西塞羅畢竟是古羅馬最優秀的散文家，安東尼怎忍心，割了他的頭顱帶回家欣賞，然後又長久懸掛在他平日演講的場所，讓眾人參觀。正因為這個舉動，我對安東尼後來失去愛情、失去朋友、失去戰爭而不得不自刎的結局，沒有太多的惋惜。

任何一個國家歷史上的皇帝總是有好有壞，不必刻意美化和遮掩，但也有極少數的皇帝，壞到人們不願再提起。尼祿（Nero）皇帝就是如此。尼祿在日常生活中殺人不眨眼，一到劇場裡看悲劇卻感動得流淚不止，這是為什麼？人們很容易猜測這是以虛情假意欺騙民眾，但他的至高地位和行為軌跡否定了他有欺騙的必要。

說尼祿殺人不眨眼，實在是說輕了，因為這會把他混同於一般暴君。他殺的是自己的親生母親、妻子、弟弟和老師，聽起來簡直毛骨悚然。西元64年一場連續多日的大火把羅馬城大半燒掉，這個皇帝居然還欣喜地觀賞，還對著大火放聲高唱。火災過後為了抑止民憤，胡亂捕了一些「嫌疑犯」處死，而處死的手段又非常殘忍。例如把那些「嫌疑犯」當作「活火炬」慢慢點燃，或蒙上獸皮讓群犬一點點撕裂。

這樣一個人，居然迷醉希臘文化，親自登台表演。這個現象，真要讓我們對藝術文化與人品人格的對應關係打上大大的問號。

羅馬帝國最終滅亡於西元476年，最後一位皇帝叫羅慕洛斯‧奧古斯都。羅慕洛斯面對日耳曼人的兵臨城下，毫不驚慌，他容忍大臣們裹捲國庫財物逃奔。他其實是一位洞悉歷史的智者。如果大車必然要倒，妄圖去扶持反而是一種騷擾；如果歷史已無意於羅馬，勵精圖治反而是一種反動。於是他以促成羅馬帝國的敗亡來順應歷史。他之所以堅守王位，就是怕別人按照一般邏輯來挽狂瀾於既倒。他太了解羅馬，知道一切均已無救。拼命搶救於無救，是人間最大的悲劇。

佛羅倫斯的美第奇（Medici）家族是文藝復興運動強有力的支持者。美第奇家族非常富有，15世紀後期，這個家族又在政治上統治佛羅倫斯60年，這60年是佛羅倫斯的黃金時代，又是文藝復興的黃金時代。美第奇家族對文藝復興的支持，有三方面的條件，一是巨額資金，二是行政權力，三是鑑識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但是後來有越來越多的市民去聽一家修道院院長薩伏納洛拉（Savonarola）講道，講道的內容是批判佛羅倫斯城裡的奢侈之風、腐敗之氣，認為這完全背離了基督精神。薩伏納洛拉也指名道姓批判了美第奇家族和美第奇家族的當家羅倫佐（Lorenzo），而且自詡有預言能力，警告佛羅倫斯如果不改邪歸正，必定有災難降臨。薩伏納洛拉以宗教淨化和社會批判這兩條路，成了世俗市民的精神領袖。後來法國入侵，局勢混亂，他就被市民選為執政，取代了美第奇家族。

薩伏納洛拉實行的是宗教極端主義和禁慾主義。市民們原本聽他演講中批判美第奇家族的奢侈時覺得大快人心，現在美第奇家族已倒，那麼對不起，請所有市民把家裡保存的奢侈品全部交出來，當眾焚燬；一切娛樂被禁止，全面禁慾，其嚴厲程度，不但在佛羅倫斯歷史上，而且在義大利歷史上，也是從7世紀之後從未有過。文藝復興中湧現的許多藝術作品，也被看成是不道德的東西，大批投入火海。於是，一座生氣勃勃的城市，轉眼成了文化上的死城。

由於薩伏納洛拉所宣揚的宗教極端主義對羅馬教宗也持譴責態度，教宗就反過來判他「異端」，並且在美第奇家族宅院門口的廣場執行火刑把他燒死。薩伏納洛拉生前告訴市民，能被烈火焚毀的一切都是魔鬼，而自己不僅不可焚毀而且還能創造各種奇蹟。可是，不可焚毀的奇蹟並沒有出現。

1924年，希特勒在獄中寫了「我的奮鬥」，書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個概念是所謂「生存空間」。這個概念在他筆下有一種「你死我活」的性質，表達了因失去空間而難以生存的危機心理。問題是當時有這種心理的遠不是他一人，否則不可能有十分之九的公民投票擁護他的獨裁政權。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共同感受到了生存空間的危機呢？答案是，社會正在轉型。

在社會轉型中感受到了生存空間的危機，只能產生兩種可能，第一種是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來擴大空間；第二種是毀損別人的生存空間來擴張自己。顯然，第一種是良性方式，第二種是惡性方式，希特勒和他領導的納粹選擇了第二種。

他們首先通過毀損猶太人的生存空間來驗證自己的概念，這一招很有迷惑力。因為一般民眾都希望把自己的困境歸因於某個人或某個群落，於是比較崇尚實利主義、嫻於商業運作的猶太人成了替罪羊。明明是自己受了時代的挑戰，卻被解釋成一個高等民族遇到了低等民族的侵害。多年來壓抑心底的嫉妒之火一時被堂皇理由點燃，仇恨也就立即上升到暴力。

剝奪了猶太人的生存空間，納粹又要剝奪別國的生存空間。

現在德國又出現了「新納粹」。幾乎都是年輕人，剃平頭，著靴子，成天用仇恨的眼光面對世界，一意要尋找攻擊的對象。他們已用恐怖的方式殺害了大量的外籍勞工。

希特勒當年在納粹黨內初露頭角是因為他的演講，連他自己也驚訝自己怎麼會有控制全場聽眾的本事。我看到希特勒演講的電影資料片，知道了他受到歡呼的原因。希特勒的演講不在乎邏輯，不在乎論證，卻有一套有效的心理鼓動程序，在這方面實堪稱專家。他一般是啞著嗓子開頭，似重病在身，與剛才慷慨激昂的其他演講者一比好像不合時宜，但這種反差卻立即打破了聽眾對演講慣性的厭倦，全都提起精神來側耳傾聽。就這麼講了一會兒，冷不丁地，他突然咆哮，一聲比一聲響，把全場攪得掌聲如潮，最後成集體瘋狂。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9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