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無疆（2）

行者無疆（2）

馬克斯．韋伯對西方文明特徵的論述在80年代的中國產生過不小影響。他分析中國社會未能進入資本主義的諸多原因，例如︰沒有官職保障的財富無法成為社會榮譽的基礎，沒有法律地位的企業難以成為城市的主角，沒有經濟代價的國家義務取消了自由勞動市場，沒有憲章契約的同業行會怎敢進入自由的競爭，等等。他還發現在古代中國，皇權雖重，家族的實際權力卻超過國家的行政權力，工藝雖精，人們對於人際關係的興趣卻超過對產品製造的興趣。而且這一切，最後都成為一種最有惰性的全民性精神氣質，即便有局部改良也難有整體突破。

馬克斯．韋伯沒有去過中國，怎麼會如數家珍地說出中國的城隍廟是只地方負責的實用主義神祇？他在那本享譽世界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明確指出歐洲資本主義的種種特徵其實早就存在，而直接導致現代資本主義產生的，則是一種強大精神力量的出現，那就是新教（基督教）及其倫理道德、行為準則。他說，以前的天主教靠的是神秘主義的拯救、贖罪、懺悔理論，通過祈禱讓人們相信可以在天堂得救，因此與商業經濟長期對立；而改革後的新教則認為靈魂的得救主要不是依靠教會和儀式，而是有賴於內心的純淨和工作的勤勉。這種積極入世的態度，有力地支持了商人以資本流通、會計核算而獲得利潤的正派行為，推動了工商企業的發展。這就證明，新教倫理也就是一種資本主義精神。他去世時才56歲。我遺憾的是，在他之後，直到今天，歐洲對於自身文明的剖析，對於別種文明的了解，都還沒有從整體上超越他，而他卻已被遺忘。

在韋伯去世兩年後，22歲的弗洛姆（Fromm）在海德堡大學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弗洛姆的學術出發點是精神分析學，但最後讓他知名於世間的是以愛為中心的人生哲學。他的憧憬是所有的人互愛，愛世界，愛生活，使愛充溢人間。他說，人類的困境產生於人的自然歸向與理性歸向之間的矛盾。凡是健康的人，心中永遠有一種發自天籟的衝動，耳邊永遠有一種回歸自然的呼喚，但一旦皈依了理性，便無法真正回歸自然了，回歸只是一種嚮往。這樣一來，理性成為壓抑天性的痛苦力量。總之，人類既苦於自然又苦於理性，恍惚其間孤立無援。唯一能化解這種困境的只有一個字︰愛。

有很長一段時間，歐洲戰場上最英勇、最忠誠的士兵，公認是瑞士兵。瑞士並沒有參戰，但在第一線血灑疆場的卻是成批的瑞士人；更觸目驚心的是，殺害他們的往往也是自己的同胞，這些同胞受雇於對方的主子。瑞士人替外國人打仗，並不是因為人口過剩，他們的人口一直很少，卻投入了這種以生命為賭注的營生。這樣的戰爭，連一點愛國主義的欺騙都沒有，連一點道德憤怒的偽裝都不要，一切只是因為雇傭，卻不知道雇傭者的姓名和主張，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發動這次戰爭。

經過幾百年這樣殘酷的訓練，養成了舉世罕見的忠誠。忠誠不講太多的理由，有了理由就成了邏輯行為，不再是純粹的忠誠。因此，戒備森嚴的羅馬教宗從來不對貼身護衛精挑細選，只有一個要求︰瑞士兵。

但是，除了教宗那裡，瑞士早已不向其他地方輸送雇傭兵。這是血泊中的驚醒，一旦明白就全然割斷，不僅不再替別人打仗，自己也不打仗，乾脆徹底拒絕戰爭。於是他們選擇了中立。其實，他們原來也一直中立著，因為任何一方都可以雇傭他們，他們沒有事先的立場；如果有了立場就要因雇主的不同而一次次轉變，多麼麻煩，因此只能把放棄立場當作職業本能。

瑞士沒有出現鐵腕人物，也沒有發現珍貴礦藏，居然在一百多年間由一個只能輸出雇傭軍的貧困國家躍上了世界富裕的峰巔，只因它免除了戰爭的消耗，還成了人才和資金的避風港。

也許，這是戰神對他們的補償，戰神見過太多瑞士兵的屍體，心軟了。

那年月瑞士實在讓人羨慕，人家在製造槍砲，他們在製造手錶，等到硝煙終於散去，人們定睛一看，只有瑞士設定的指針，遊走在世界的手腕上。

世人皆知瑞士，但如果追問瑞士的首都在哪裡，多數答不出來。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是，作為首都的伯恩居然沒有機場。瑞士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又是國際金融中心，首都沒個機場實在有點荒誕。問原因，瑞士朋友不好意思地聳聳肩，說這是伯恩公民投票的結果，他們怕飛機降落聲太吵。

「還有更奇怪的呢，」這位瑞士朋友說︰「聯合國歐洲總部在日內瓦，日內瓦在瑞士，但瑞士恰恰不參加聯合國，這也是公民投票的結果。」

不想繳聯合國的會費倒也罷了，最不可理喻的是一些早已經過充分論證的大型交通項目，多年的基礎工程完成了，大筆經費也用完了，一投票卻被否定，投票者多數是不出門的農民。

我覺得老是拿這樣的事情來進行公民投票，看似民主，恰恰違背了支撐民主精神的理性原則。在一個個人聲鼎沸的投票之夜，當那些顯而易見的自私考慮一次次壓倒了那些著眼於整體尊嚴的決策，瑞士也就暴露了自己在精神文化上的貧乏。它確實很富，但它在現代城市生態外殼中，依然澎湃著村社式的原始民主情緒，結果只能不斷地讓人瞠目結舌。它讓我聯想到一些快速富裕起來的農民企業家，有充分的生存智謀，卻缺少足夠的文化道義。後來逐漸聽說，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雖然中立卻與納粹德國有隱密的經濟往來，而近年來又位居發達國家對貧困、受災國家外援比例的末位，我也就不奇怪了。它缺少另一種更重要的富裕。我不知道它是否已經自我覺察，我寫一段話相送︰

驕人的富裕培養了你的自負，百年的成功鼓勵了你的保守，……缺少文化積澱和精神主軸，你的美麗中埋藏著太多的隱憂。

每個國家各有自己的命運。與瑞士相比，很多國家在近百年間連遭厄運，或蒙戰火荼毒，或受惡魔統治，或被貧困控制，但是災難也會養育另一種成果，何況有些國家還有輝煌的精神文化遺產。瑞士常常從反面証明那些國家畢竟根基雄厚，就像一個暴發戶常常在某些生活細節上反襯出別人並不寒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中立的意義已不存在，幸好有冷戰使它勉強延伸；現在冷戰也已過去，中立完全失去了身份。那麼瑞士，在往後的日子裡，你將會有什麼動靜？

我只想提醒，世上有許多事情是中立不得的。人類在抖落各種歷史對抗後必將重新面對最本質的矛盾，即文明與野蠻、善良與邪惡、和平和恐怖、正常和極端的矛盾，在這些矛盾前面，最需要的，恰恰是你比較缺少的文化道義。這兒容不得生存計謀，這兒來不得暗通關節，這兒不存在中立空間。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9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