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思索（1）

百年思索（1）

「百年思索」是龍應台的著作，部分精彩內容如下︰

我住在一個1萬7千人的小鎮上；這個小鎮有一個圖書館、三家書店、三個畫廊，還有一個表演廳。圖書館的書架是開放式，隨人進出，免費借書。三家書店都不大，但是由於德國書商的電腦連線系統，任何在書店當場找不到的書都可以在第二天快遞到書店；再小的書店，再遠的村子，再冷僻的書，24小時之內都可以買到手。目前有73萬種書可以購買，書名全在書店裡的電腦螢幕上。

暴君的紅唇

幾年前一位德國歷史學家在亞洲旅行，發現許多亞洲人對希特勒抱有好感。他舉例說，在北京，老工人會對他翹起姆指︰「德國人聰明！希特勒行！」在台北，年輕人將納粹的標幟貼在拉風的摩托車上，西門町有納粹紀念品的專賣店。歷史學家深深表示不解與駭異。我曾在英美的報紙上讀到「亞洲人反猶」的報導，而我，想起年幼時陳叔叔如何講希特勒的故事。

陳叔叔是個鄉下警察。在他心目中，紀律是人生至高無上的價值，中國民族性中的散漫則是中國衰落的根源。對闖紅燈的機車騎士他往往破口大罵之後再曉以國家大義。「妳知道為什麼德國的公路上秩序那麼好嗎？」他對我解釋︰「要感謝希特勒。德國發明了公路以後，老有行人闖上去，被車撞死。但是這個問題希特勒6天就解決了。他規定頭3天，任何行人闖進公路就當場槍斃。後3天，任何傷了行人的汽車駕駛就當場槍斃。所以6天以後就天下太平了。」

這個故事的教訓是什麼呢？第一，希特勒是個強人領袖。第二，混亂的社會應該施以嚴刑峻罰。第三，不知紀律為何物的中國人應該效法德國。

許多年之後，我回去問陳叔叔，他的希特勒故事從哪裡聽來？他說在警察學校受訓時長官說的。反正德國就代表了紀律，而希特勒就是紀律的化身，就這樣。

我問他︰「那你知不知道希特勒殺了6百萬猶太人呢？」

老人帶點兒困惑地望著我，點點頭，是的，聽說過，但是，弄不清楚那是什麼意思。他一輩子沒見過一個猶太人。6百萬的數字對他也顯得模糊抽象，於是我說︰「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裡殺了30萬中國人。那個數目的20倍就是6百萬。」

老人搖搖頭，嘆氣說︰「太可怕了。那些政客實在太可怕了。」

在1993年威尼斯的藝術展中，中國藝術家展出一系列的毛澤東圖像——扭曲變形了的毛臉、上了口紅塗了眼線的毛臉、誇張醜怪的毛臉。這個展覽，我可一點兒也不欣賞。藝術家也許覺得，在被毛嘲弄了幾十年後，現在終於輪到他們來嘲弄毛了。可是不管你怎麼畫毛澤東，正地畫反地畫，嚴肅地畫諷刺地畫，你仍舊畫的是毛澤東，你仍舊在他揮之不去的陰影下創作，你還沒有解放。

有一天，我去看一個德國朋友，他正在客廳裡懸掛一幅畫；我在他身後尖叫，把他嚇一跳。掛在牆上的是一幅巨大的毛澤東像，毛的嘴唇呈桃紅色，畫中的人物讓我覺得背脊發涼。

「你知道有多少中國人死在這個人手裡嗎？」我對他聲色俱厲︰「3千萬人夠不夠多？你怎麼可能——」我簡直說不下去，「你怎麼可能把這個人的像掛在你家裡？」

我的歇斯底里讓朋友措手不及，站在那兒發愣，一副無辜的樣子。他在60年代成長，曾經高舉著「毛語錄」在柏林街頭示威遊行、曾經熱血奔騰地在群眾中高呼革命口號、曾經沒頭沒腦地合唱「國際歌」。毛的圖像屬於他少年輕狂的永恆記憶。

對我而言，毛的圖像手掌裡淌著人的鮮血。老天，怎麼樣才能讓這個德國朋友理解我的感受？「你願不願意把一幅希特勒的畫像掛在你客廳裡？」我問他。

朋友沉默片刻。轉身將牆上的畫像取下。

歷史是一回事，歷史的詮釋是另一回事，隔著文化差異去詮釋他人歷史需要洞燭幽微的敏感和對自己立場的懷疑。現代詮釋學者，譬如海德格強調我們所有的詮釋都以自己先有的價值坐標為基礎。想接近對歷史「真相」的理解，必須對自己那先有的價值坐標不停地質疑，否則，任何論斷都是危險的。

你是否看見歷史裡的「人」？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李登輝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

深田︰去年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是很危險的。

江澤民要求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3千多萬個中國人民的死亡。這樣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

「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待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二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強徵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7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徵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1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20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企業，籌足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

在歐洲，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者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者有生之年完成補償。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前得到實現。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