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思索（3）

百年思索（3）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希望日本的過去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恨。有這個立場，是因為作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3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他在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3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

台灣統治者替日本辯護，是靈魂的墮落    南方朔

日本人的讓人覺得迷惑，乃是當他們嚴重的自我分裂時，居然能夠泰然自若。

因此他們能幾十年念茲在茲的記得美國人在廣島長崎擲下的原子彈，只要有任何國際反核集會，一定可以看到日本的蹤影，他們要全世界記得日本被原子彈轟炸的罪惡。但就在他們一點也不厭倦地宣述著原子彈的罪惡時，他們卻忘了他們自己所做的更大罪惡，那就是長期以來對中國的侵略與蹂躪，從割讓台灣到入侵中國。長期居住日本的前澳洲外交官克拉克就如此寫道︰「日本某些人嘗試否認過去侵略及暴行的事實，彷彿中國人超過1千萬人的死亡是自己發生的。日本軍隊的暴行其實超過德國侵略俄羅斯。德國人的殘酷當然是一種邪惡，但它仍是有選擇性的，而日本的殘酷則更甚，它無差別地以所有的中國人為槍靶。而更壞的，乃是日本對它過去所做的缺乏懺悔之心，絕大多數的罪惡，在戰後都被置於崇高的位置。」

日本沒有懺悔之心，這個問題其實早就有定論，文化人類學者潘乃德在「菊花與劍」裡，加拿大學者塔烏奇斯在「錯在我——道歉及和解社會學」裡都指出，日本是個有「恥感文化」的社會，它會讓日本人多禮及追求卓越，但它卻沒有西方基於宗教昇華意識而產生的「罪惡感文化」。「罪惡感文化」是一種對靈魂邪惡所做的自省。只有這種文化，才會產生真正的道歉。

或許，這可以說明戰後德日兩國對昔日罪惡所做的完全不同的對待。德國從戰敗的不甘裡很快的醒悟過來，他們的反省從宗教界開始︰為什麼那個納粹罪惡氾濫的時刻，只有極少數人如潘霍華牧師等能夠拼著性命反對納粹？對納粹罪惡保持緘默，豈非等同於共犯？為何德意志靈魂竟然會如此墮落？正因有了如此深刻的自省與自責，遂有了後來不斷的道歉及許多罪惡博物館的設置。道歉是靈魂的自我洗滌。「辛德勒名單」在德國首映，上自總統總理皆參與典禮，看了電影後每個人都老淚縱橫。換了日本人，大概連電影院都會被砸掉。

這就是東方與西方之別。東方的日本只要求別人記得罪惡，卻原諒了自己更大的罪惡。德國那些不知罪惡為何物的年輕新納粹興起，它才剛剛萌芽，法蘭克福的市民們立即自動自發地湧上街頭，他們在夜晚秉燭遊行，要用溫暖的燭光保護那些可能被新納粹暴力相向的少數族裔。

日本戰後迄今，可能曾經富裕過，也可能被人羨慕過，但它卻從來未被人尊敬過，原因就在於它缺乏了那種自我洗滌的悔罪意識。日本繼續它的優越與傲慢，但卻又不被信任，也不被尊敬，遂使得日本長期以來都處於傲慢但又苦悶的精神狀態中。當它在強詞奪理地說「要道歉多少次才夠」時，真正反映的其實就恰好是並沒有道歉的意願。

日本當然應向中國人道歉。英國倫敦「泰晤士報」在社論裡就表示，道歉應以書面為之。檀香山「太平洋論壇」也指出︰「日本的道歉不能滿足北京。北京不願將過去拋諸腦後，關鍵在於日本道歉的本質缺乏言行合一。日本真誠的道歉已拖得太久了，只有一份書面的道歉及懺悔的文件，始有可能讓歷史的傷痛獲得治療。」

儘管西方媒體基於西方宗教情懷的「罪惡感文化」，要求日本道歉，日本終究還是不會為它在中國所做的真誠地道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對日裔僑民集中管束，毀壞了許多人的生涯與幸福。1988年，雷根政府通過法案，不但補償，而且道歉。加拿大與澳大利亞也主動地向長期被凌壓，甚或被毀滅的原住民道歉。日本只想東山再起，繼續完成以前未完成的任務，它怎麼可能在道歉中自承失敗。專欄作家克拉克指出，日本無意道歉，它真正所想的，仍是以往的共榮圈，「希望在亞洲形成一個影響圈，讓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永遠在日本懷抱中安眠！」只是，不知道在懺悔中反省的，大概就很難在歷史中學到教訓，也就很難擺脫別人的不幸和自己的不幸。日本有極優秀的個人，但卻組成了一個傲慢而又苦悶的國家，誰知道這不是日本未來不幸的開端！

台灣的統治者也在那裡附和日本的拒絕道歉，看在西方人眼中，不僅是錯愕而已。人們必須反對今日的中共，但不能因為反對中共的「政治正確」，就連昔日的日本侵略及暴行也就在這樣的「政治正確」下一併變成了正確。當台灣的統治者為了「政治正確」而成為日本的辯護士，那就已不只是沒有格調與骨氣，更是一種靈魂的墮落了。

加拿大學者塔烏奇斯在「錯在我——道歉及和解社會學」裡指出，道歉是西方精神文明得以提升的關鍵。道歉乃是西方由野蠻殘酷逐漸提升，逐漸自我淨化與超越的良心基準，只是對東方人而言，這卻太難了。或許這也就是東方噩夢仍未結束的真正原因。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