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思索（2）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生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徵奴工交予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4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
中國奴工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單衣，而使他們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分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又餓又渴的情況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有不少的奴工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1948年，鹿島組的8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8年監牢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做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接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的索賠權利。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中，人，像蟲子一樣被沖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選在7月7日 ，因為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和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複雜的文化和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猛烈抨擊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沉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6萬人戰死，為日本天皇做了砲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作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所謂的「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李登輝身為總統，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人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詞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茍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李登輝，是否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作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和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子，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了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令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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