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思索(4)
「三不」的小註腳
台灣人民面對中國的焦灼不安,已經是這個海島的歷史性格了。
第一個提出「三不」政策的不是蔣經國,不是李登輝,是鄭經。如果「清代軼聞」的記載可信的話,鄭經在即位之初就對前來招撫的清使提出「三不」條件︰不登岸、不薙髮、不易衣。不登岸,是保持政治主權獨立;不薙髮、不易衣是保持文化體制獨立。17世紀鄭經的「三不」所爭取的和20世紀末的我們所企求的,其實差別不大。對於明朝的漢人遺老而言,不薙髮、不易衣所蘊含的認同意義絕對不亞於今天台灣人對於不要馬列主義、不要財產國有、不要一黨專政的堅持。
第一個提出「三不」政策的不是蔣經國,不是李登輝,是鄭經。如果「清代軼聞」的記載可信的話,鄭經在即位之初就對前來招撫的清使提出「三不」條件︰不登岸、不薙髮、不易衣。不登岸,是保持政治主權獨立;不薙髮、不易衣是保持文化體制獨立。17世紀鄭經的「三不」所爭取的和20世紀末的我們所企求的,其實差別不大。對於明朝的漢人遺老而言,不薙髮、不易衣所蘊含的認同意義絕對不亞於今天台灣人對於不要馬列主義、不要財產國有、不要一黨專政的堅持。
清政府拒絕了鄭經的「三不」。
但是自從三藩之亂平定、帝國統治穩定之外,鄭經竟然收到這樣一個訊息︰
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
台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荊榛,且睠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消遙其間乎。
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燄毒瘡痍之民。
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入貢亦可也。以台灣為箕子之朝鮮,為徐福之日本,與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
是不是真有這個密信?既是野史,我就不知道了,但是野史有時候更貼近真相。這封密信所提出的「兩岸協商」透露了兩個特質︰一是康熙中國在統治穩定之後所顯的落落大方,充滿一種強國大國的雍容自信。更令人眼睛一亮的,是信中所流露對和平的高度重視。基本上,中國在說︰只要你台灣不再高喊「反攻大陸」,只要海峽兩岸能「保境息兵」,只要兩岸的中國人不再「塗炭」,那麼你台灣「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入貢亦可也」;保留你的文化差異,像朝鮮、像日本一樣吧。
和平的價值,人民的利益,顯然還超過疆土版圖之爭,超過所謂國家主權之戰。
如果3百年前這個和平協定落實了,我們今天的命運將是另一番光景。可是鄭氏政權最後自己分崩離析,被中國吃掉了。
兩粒草莓的賄選
政治人物要有兩個本事︰一是認識機會來到的時刻,躍上舞台轟轟烈烈做出一番事業,一是認識自己該走的時刻,在情勢逼人之前尊嚴而優雅地自己先下台。柯爾的遭遇令人嘆息,因為他做到了前者,卻做不到後者。
16年來,柯爾給予德國安全感與方向感。半個世紀以來最重要的歷史任務由他一手完成︰國家的統一,歐盟的實現。他代表了一個時代;在柯爾的時代裡,德國統一,蘇聯解體,東歐革命,歐盟建立,世界站在全球化的起跑點,向21世紀蓄勢待發。
但是這個英雄認不出他該走的時刻。4百多萬的失業人口、德東不盡人意的資源分配、歐元引來的不安,使一向喜歡為明天憂慮的德國人充滿焦慮和危機感。柯爾可以推出別人來競選總理,但是他沒有,重新披上戰袍,要人民選擇,人民選擇斷然拋棄他。歷史有自己的規則︰該走的時刻不走,歷史就要碾過你遲疑的身軀。
新任總理施若德出生後3天,父親死於戰場,母親到工廠裡去當清潔女工,常常有法院的人來拘捕不斷欠貸的母親。10來歲的施若德站在家門口,看著母親被帶走,對母親高聲說︰「媽媽,有一天,我會用賓士車去接妳回來。」
1998年的大選,綠黨大勝。綠黨的靈魂人物是費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幾百萬的德國人被迫離開他們已經生活了好幾代的地方︰捷克、匈牙利、波蘭……。費雪的父親夾在流離失所的老百姓中,一無所有地來到德國,重新白手起家。他在一家肉舖裡賣肉;56歲那年,辛苦積勞的肉販突然倒下,死在切肉的砧板上。
18歲的費雪來到肉舖,收拾父親身上那濺滿骯髒肉血的圍兜和黏沾著肉屑的遺物,對自己發誓︰「絕不,絕不過這樣的人生!」
由於兩次大戰所帶來的懲罰,德國破壞得比別國徹底。今天站在台上的領導人多不是什麼擁有伯爵公侯頭銜的貴族後裔,如英國;也不是什麼出身長春藤大學、豪門世家的公子哥兒,如美國。他們是小公務員的兒子柯爾,是清潔女工的兒子施若德,是肉販的兒子費雪……。
基本上,德國人把政治的公領域和個人的私領域分得很開,總理的妻子不參與治國,是一種共識。柯爾的妻子曾被問到她是否希望和美國的希拉蕊一樣「幫夫」,她的回答是,「假定一個外科醫生正在給你開刀,你要不要醫生的妻子也來給你一刀?」
賄選在德國當然是聞所未聞。10年來大大小小的選舉中,我這個居民曾經得到過兩粒草莓。今年的大選,我只得到一只汽球。若從台灣人的眼光看,德國人再大的選舉也辦得靜悄悄的。沒有喇叭喧囂,沒有排山倒海的海報,沒有遊街的車隊,沒有熱鬧滾滾的掃街拜票活動,沒有滿坑滿谷的文宣。街頭唯一選舉的跡象是指定地點的一列看板,告訴人們何時何地有政見演說。政策的闡釋和辯論集中在報紙和電子媒體上。安安靜靜的,但是投票率卻高達80%以上。
因為沒有什麼隱私的大揭露,沒有什麼賄選的杯弓蛇影,沒有暴動和打架、鬧場和流血,德國選舉的社會成本非常低。不需要大批蒐證人員,不需要出動鎮暴警察,不需要增加人手防止交通癱瘓,不需要法庭審判違規競選,不需要大量清潔隊員清掃選後垃圾,只有起碼的開銷︰60萬個選務助理,一人發30馬克車馬費(相當於600元台幣)。平均起來,6千萬選民為這次大選每人付出了不到2馬克,不到40元台幣。
德國人對自己選舉的平穩顯然有自覺。在大選揭曉的電視節目裡,第一電視台播放了好幾段別的國家選舉和國會論政的激情鏡頭,最突出的,當然是台北的國會——以一面巨大的青天白日國旗為背景,男人女人抓頭髮、打耳光、丟杯子,像幼稚園的孩子一樣打成一團。電視台還幽默地配以輕鬆愉快、令人發笑的音樂。
因為安靜、不煽情,候選人和選民得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議題本身。經濟問題是核心;10%的失業問題如何解決?負債沉重的國家福利制度如何革新?美國人正為柯林頓的性行為耗費巨大的社會成本時,德國人的務實性格在大選中顯得特別鮮明。
如果說,德國的大選對於台灣人應該有某些啟發,那麼最重要的啟發也許是,當歐洲人卯足了全力在思考21世紀的時候,當起步本來就比我們早很多的社會在專心一意地尋找新思維、面對未來的時候,我們如果仍然在舊有的統獨框架、舊有的族群泥沼中糾纏不清,自己與自己過不去,絲毫不感覺新時代的洶洶來勢,我們是否已經放棄了起跑的立足點?腳上纏著包袱的人,顯然只能跌跌撞撞地「掉進」21世紀。這個想像,挺可怕。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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