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3）
舊制度的特點是個人的基本權利沒有保障。在法國，最令人無法容忍的例子，就是傳統的「密札」。那是由國王預先簽字的拘捕令。「密札」在國王簽字的時候，可以是空白的，並沒有什麼明確的拘捕對象。然後，國王可以隨意地將它作為「人情」，送給當時的貴族，甚至向他們出售。而貴族可以憑著這張已經生效的「密札」，隨意地把他們不喜歡的人送入巴士底獄。這樣，「進去」，還只是一個人悲劇的第一步。他沒有權利要求嚴格的司法程序審核，他沒有權利要求自己不被虐待，甚至，他沒有權利要求自己在明確的刑期之後，走出這個地方，這就是巴士底獄被歷史定位，成為舊制度象徵的原因。
打開巴士底獄，裡面不是人滿為患，而是只有最後7個囚犯。即使這樣的狀況意味著法國的舊制度已經走向寬鬆，處於社會進步中的人們，依然要求這個進步是一個「質變」，也就是由制度確立下來，由制度保障執行。這就是當時三級會議的「陳情書」所表達的社會共同願望。因為即使國王答應以後不再揮霍國庫；即使是言論和出版的環境在當時相對寬鬆；即使當時的貴族拿了國王的「密札」並不隨便捕人，才導致巴士底獄只關了7個人，等等，可是假如沒有制度保證，這些由上層「賜予」的進步，就可能在一夜之內發生巨大倒退。上層「賞賜」的果子，理所當然可以隨時收回。所以，巴士底獄被搗毀，正因為它表達了人們對於社會質變的覺醒，才具有不可動搖的歷史意義。
在這個攻打巴士底獄的隆隆砲聲中，我們似乎還可以聽到一些什麼。那是千年的舊制度積下的宿仇。被壓抑了一代又一代的底層民眾，他們對巴士底獄這棟城堡充滿了怨恨，不管裡面是不是只關了7個人，就是他們確認裡面沒有人，他們依然會滿腔仇恨地要把它轟垮轟倒。
在巴士底獄被攻陷之時，拉法耶特的頭上還有著從美國革命中帶回來的英雄桂冠。他被任命為國民兵總司令，他下達的第一個命令就是拆毀巴士底獄。
拉法耶特代表法國，把巴士底獄的一把鑰匙送給了華盛頓作為紀念，以感謝美國革命對法國大革命的激勵。在我們參觀華盛頓故居的時候，那把大鑰匙還鑲嵌在鏡框裡，掛在大廳的牆上。
只要不跟著日趨激進和暴力，就是「反自由」和「反革命」。結果，那些內心裡要求理性改革的人，紛紛被指責為「反革命」，從最早的貴族，到第三等級的議員，直到丹頓這樣最「革命」的激進份子。
拉法耶特越過邊境，打算前往荷蘭的一個港口。他寫信給妻子說︰「我們去美國吧，在那兒，我們可以找到如今在法國已經不存在的自由。」他的計畫不幸被奧地利的軍隊打斷。以後的5年，他在普魯士、奧地利和波希米亞的牢房裡度過。
在法國，拉法耶特被宣布為投敵者，所有投敵者都被判死刑。他的財產被沒收，他的妻子被捕。拉法耶特妻子的母親、姊姊和外祖母，隨後都被送上了斷頭台。在美國駐巴黎大使的努力下，拉法耶特妻子才九死一生地逃過了斷頭台。
在所有「反革命」中，被拘押在國外的拉法耶特最幸運，在40歲的時候，他終於出獄。而其他對於革命持有異議的人，留在法國的，多數都在這幾年上了斷頭台。
「雅各賓俱樂部」的出名，是因為在法國大革命中，最令反革命份子聞風喪膽的一個革命者︰羅伯斯比，就是從這個俱樂部裡脫穎而出。
法國大革命最觸動人們的，往往是最血腥的那一年，那就是雨果的「九三年」中所描寫的1793年。
在法國，僧侶分為2種。1種是教會僧侶，1種是修道院僧侶。在中世紀以後漫長的歲月裡，歐洲實行政教合一，使得教職兼世俗職位。宗教上層經常腐化和世俗化，不僅司法黑暗有分，宗教迫害有分，政治陰謀和斂財也有分。雖然大量鄉村教士貧窮而恪守教職，但在長時期內，仍然難以改變上層教士行為對宗教的損害。
修道院教士卻完全是另一回事。教士在修道院內省，與世俗隔絕，甚至不開口說話。教士們之間都不用語言交流，完全是孤獨地面對上帝。教士們不可能介入任何世俗事物，因為他們根本不走出修道院的四堵高牆。
巴黎的大修道院在大革命時期都受到嚴重衝擊，修士們四處逃亡。雅各賓修道院和費揚修道院也不例外。趕走修士以後，革命進駐了空空蕩蕩的修道院，那就是「俱樂部」。所謂的俱樂部，就是一些政治團體。
「雅各賓俱樂部」一開始就是最風光的一個。它囊括了美國革命戰場回來的拉法耶特，最激進的貴族米拉波，領導吉倫特派的布里索，和法國大革命最著名的革命領袖馬拉、丹頓和羅伯斯比。
當美國在憲法完成要簽字的時候，沒有一個代表達到了自己的全部要求，也就是說，沒有一個地區感到滿意。他們只是覺得，只能有所妥協。今天的美國人，還是感激自己的前輩，在教科書裡把它稱為「偉大的妥協」。制憲會場之內曾經以最激烈的言辭爭辯卻被迫妥協的代表，簽字回去之後，不是憤憤不平地發動一場新的革命，而是費盡心力，向民眾解釋妥協的必須，勸說民眾早日投票通過，批准憲法，早日實施。
美國憲法使用至今，歷時兩百多年，在這兩百多年裡，完成了幾十次政權的和平交接，沒有一次暴力政變。
1791年法國憲法制定，不到1年，該憲法被推翻。在制憲過程中所開創的「俱樂部民主」之風，深遠地影響了此後的法國政治生活。從此法國難有小民主，要有就是大民主了。抬腿就上街，動輒就起義。察看此後的法國歷史，總是隔上幾頁，就會有一句，「巴黎上空再次響起革命的警鐘，起義人民紛紛在各區聚集」。
直到100年後，「巴黎公社」還是暴力奪權的形式，在這100年間，幾乎沒有什麼和平的政權交接，暴力政變和暴力鎮壓卻演成了交替拉鋸的「政治習俗」。
等到拉法耶特清醒過來，在議會上奮力疾呼，要求解散俱樂部的時候，為時已晚。雅各賓俱樂部已經不甘心做「外圍」，雄心勃勃地做好了喧賓奪主的準備，決心取議會而代之了。
美國比法國複雜的地方是，它不是一個整體國家。正因為是來自13個分治區域的代表，代表了不同的方向，因此，代表的分歧和妥協，嚴重影響一個相對獨立區域的長遠利益。他們知道只要代表們分歧，甚至他們有分歧的跡象傳出會議廳的大門，都會引起民眾的不安與騷動。這就是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是秘密會議的原因。
當他們在裡面吵得不可收拾時，富蘭克林曾提議去請牧師，帶領大家祈禱，以放棄「唯我正確」的看法。他們甚至不敢馬上去做，生怕牧師的出現，會引起民眾對於會議分歧的猜測。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1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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