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5）
拉法耶特夫婦安息在巴黎的皮克畢公墓。每年的美國國慶7月4日 ，美國大使都要來到這裡，主持一個升旗儀式，向拉法耶特致敬。在自己的國家，拉法耶特被革命宣布為「叛國者」，然而在美國，他卻是人民心目中永遠的英雄。
巴黎先賢祠誕生後，第一個入選的是伏爾泰。象徵法國啟蒙運動理性精神和人道主義的哲學家伏爾泰，首先得到推崇，被認為是一個革命偉人，十分自然。
土魯斯的卡拉斯是個新教徒，大兒子安東尼學了法律。在他打算取得律師執照時，才發現新教徒在土魯斯不准當律師。他起初想隱瞞自己的宗教，取得了一張天主教徒的証明。可是事情敗露。
伏爾泰聽到這樣的司法黑暗和平民被迫害，極為憤怒。立即對案件展開調查。事情發生3年以後，終於上訴成功，宣佈對卡拉斯的判決無效。消息傳來，70高齡的伏爾泰喜極而泣。
伏爾泰和盧梭的棺木是在一個相對開敞的區域，他們面對面，中間只隔了一個小小的走道。生前，他們經常爭辯，如今，夜深人靜之際，不知他們是否會推開棺門，重開辯論？盧梭棺木的側面牆上，寫著，「這裡安息著一個自然和真理之人」。
生前，每當他們爭辯起來，伏爾泰總是更瀟灑，而盧梭卻有點急。伏爾泰的年長固然是原因之一，同時，他似乎佔盡了一切優勢。比起盧梭，他更富有、更健康、更揮灑自如。而盧梭的一生中，有大量的時間必須依靠抄樂譜的手工勞動為生，長期在身體上處於相當沮喪的病態。他和周圍的朋友常常處不好關係，在論爭的時候，他表現得緊張、易怒，容易把原本簡單的事情，弄得一團糟。在心理上，幾乎一直處於失衡的狀態。然而，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絕頂的天才。
在決議將盧梭送進先賢祠的時候，當年推崇伏爾泰的那些國會議員，已經砍頭的砍頭，逃亡的逃亡了。伏爾泰能夠留在先賢祠而沒有被趕出來，似乎在暗示著這個民族的文化根基和預示著他們依然有希望。而盧梭為什麼會在一個史稱「恐怖時期」的1793年，由國民公會決議送進這裡呢？
盧梭和伏爾泰一樣，是引起法國變革的諸多偉大思想家之一。他的「民約論」在一個政治契約社會尚未誕生的時代，探討了政府和民眾的契約關係。這樣的思考，和他們所生存的舊制度的社會是衝突的，是革命性的。
羅伯斯比有一個稱號，「永不被腐蝕的人」。那是因為革命特別重視領袖的廉潔。法國大革命的過程，是一個經常處於失控狀態的摧毀過程，而不是按部就班的改革，也就不斷出現掠奪和暴富的機會。「不被金錢腐蝕」成為一個罕見的現象。羅伯斯比因其廉潔，在道德上始終有一輪光環。但這也是歷史的誤解︰人們以一個政治領袖對金錢的興趣，來判斷他的品格高下。被權力腐蝕的意義，假如只是局限在金錢的範圍，那就太小看權力了。權力對一個政治領袖的腐蝕，最可怕的部分，是他對權力本身的過度奢求。一個政治領袖的最可怕的被腐蝕，不是對金錢的貪婪，而是對權力本身的貪婪；不是嗜錢，而是嗜血。
1793年9月，巴黎市長和檢察官，以及民眾代表到國民公會，以人民的名義，要求大革命的軍隊，帶著「手提式斬首機」巡視法國，不僅逮捕政治異端吉倫特黨人，還要迫使每一個農民交出他們儲存的農產品，否則就處死他們。
恐怖如瘟疫一般，從巴黎向全法國蔓延。在南特，審判以「浪費時間」為理由被取消，公安委員會的代表命令法官，必須在幾小時內「除去」所有嫌犯，否則法官和他的助手們將被處死。連斷頭台都嫌太慢，1500名嫌犯，立即被裝上船隻，在河中鑿沉。在4個月裡，這名公安委員「處理」了4000名「不良分子」。
法國大革命的最後一個巨頭羅伯斯比的恐怖時期，是被恐怖本身終結的。巴黎在歷經幾年的斷頭台殺戮之後，各個正規和臨時的監獄仍舊人滿為患。鎮壓越多，鎮壓者本身越感到恐懼。冤死的靈魂在他們的夢中飄蕩，他們相信四處潛伏著「企圖暗殺革命領袖」的殺手。在1794年6月，巴黎的監獄裡關著約8千名嫌疑犯，被認為是必須被「鎮壓」的。此後的27天裡，有1376名嫌疑犯被斬首。
羅伯斯比一向靠斷頭台剪除政敵。但是一旦開始，一切政治爭論都必須歸結於你死我活的結果，那是一場越來越危險、越來越緊張的遊戲。這樣的遊戲卻是玩不久。於是，上層的人人自危終於導致了以恐怖結束恐怖。羅伯斯比終於被國民公會的同志，先下手為強地送上了斷頭台。巴黎人似乎早已在期待這一天，期待他的斷頭。
那些雅各賓的革命巨頭們，在他們認為權力在自己手中，不需要費什麼力氣去為路易16尋求司法公正的時候，有人卻勇敢地站出來要為路易16做法律辯護。他們後來就輕鬆地砍掉了那個辯護人的腦袋。
這名死在斷頭台的辯護人，名叫馬勒澤布。馬勒澤布在路易15時期是大名鼎鼎的檢察官。他的聞名不是由於官位的顯赫，而是他利用自己身處要職，以自己的良知，保護了當時「百科全書」的出版和一大批思想家。也許可以誇張地說，沒有他就沒有「百科全書」，沒有「百科全書」和那批他所保護的思想家，就沒有法國大革命。然而，在革命要處死路易16的時候，他同樣以自己的良知，主動要求為路易16做法律辯護。路易16得知他要辯護，憂傷地說：「你的犧牲太大，你救不了我，還要搭上你。」
那些當年在街頭提著短刀尋找革命獵物的民眾，如今已厭倦了革命，拿破崙在一片歡呼聲中，被他們高高興興地當作領他們逃離革命的救星和英雄。是法國大革命成就了拿破崙，不是因為他更革命，而是因為他在革命走向極端之後，得到一個機會，由他來宣布結束革命。
掌權3年，拿破崙大膽地把手伸向了法蘭西的皇冠。在公民投票中，他要求大家就2個問題表決，他是否應該終身執政？他是否應該自己選擇繼承人？結果是，3508885票贊成，8374票反對。之後不到2年，拿破崙再次舉行公民投票，這次的問題只有1個，他是否應該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的皇帝？結果是，3572329票贊成，2569票反對。這不是君主制的陰謀復辟，而是砍掉路易16頭顱的同一批法國民眾，又興高采烈地迎回了他們的君王。
對於這一切，拿破崙是太明白了。拿破崙是一個最討厭繁文縟節的人，卻在履行皇帝的一切傳統繁瑣禮儀細節上，極其用心。他堅持遵照路易王朝的種種例行舊規，只是為了讓巴黎的民眾對壯觀的場面「感到滿意」。在他加冕的時候，他堅持請來了羅馬教宗。僅僅在幾年前，焚燬教堂、屠殺教士的巴黎民眾，又向教宗歡呼。
儘管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是歐洲文明千年發展的結果，可是這個理想，在伏爾泰和拉法耶特們心中所呈現的面貌，和底層民眾心中所呈現的面貌，從來就不一樣。大革命中，有多少巴黎人以為，掠奪貴族，把他們身無分文地掃地出門，就是實現「平等」；對別人為所欲為，就是「自由」；當斷頭台下淤血濃厚，每晚引來巴黎城成百的野狗在那裡舔食和狂吠的時候，他們仍然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在宣揚「博愛」，因為「對敵人的殘忍」，就是「對階級弟兄的慈愛」。
對於拿破崙的評判，傷了很多歷史學家的腦筋。結論常在英雄和暴君之間搖擺，最後，最簡單的歸屬，就是含糊其詞的「偉人」。然而有一點也許沒有爭執：拿破崙嗜權。
早在拿破崙成為皇帝之前，他就禁止了60家報紙，剩下的被改造成他的政府機關報。稱帝之後，他更把大片土地給自己的兄弟姊妹、將軍和隨從。最後，他建立起一個嚴刑峻罰的警察國家。1810年，法國已經重新修起許多小型巴士底獄，政治犯不必經過法院的正式程序，一聲令下，即可羈押。
在拿破崙的靈柩穿過凱旋門的年之後，這個似乎是專為武士建造的凱旋門下，第一次舉行了一個作家的葬禮，他就是雨果。這一天，全法國舉國致哀。也許這是大革命以來，法國人第一次全體靜默，第一次有機會共同反省和思索。
雨果把善和人性作為社會進步的衡量尺度，放在法國人面前。在雨果的作品中，站在最矚目位置的，是弱者。他把社會如何對待弱者，作為一個社會進步的標誌，放在了世界面前。
45年前，巴黎人傾城而出，送過凱旋門下，還是一個站在雲端的「偉人」。45年後，他們相隨送過凱旋門的，是為法國所有弱勢者吶喊的一個作家。幾千年歐洲文明的積累，才最後在法國完成這樣一個變化。
法國人終於明白，不是因為有了拿破崙，而是因為有了雨果，法國才得救了。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11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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