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求----自由的挫敗（6）

雷震對胡適這個朋友卻是至死不渝。雷震

的女兒雷美琳說，她曾經兩次拜託胡適伯

伯去看父親，胡適都滿口答應。獄方聽說

胡適要去，也特別打掃。可是胡適從來沒

去過，「我爸爸很失望」。雖然失望，雷

震出獄後每年胡適的生日和忌日，都一定

偕太太宋英到胡適的墓園祭拜。胡秋原好

幾次問雷震：「你比適之先生偉大得多，

為什麼要這樣佩服他？」雷震總是回答：

「你不瞭解胡先生。」

台灣被逐出聯合國之後，雷震寫「救亡圖

存獻議」給蔣氏父子，建議成立「中華台

灣民主國」，以求自保自全，並安撫台灣

人，開創一個新局面。他並解釋，之所以

用「民主國」而不用「共和國」，是因為

共匪和台獨都稱為「共和國」，以免世人

混淆。

雷震在政治上有些天真。不過或許由於這

樣的天真，才會在那樣的黑暗時代點燃光

芒，也才會永不氣餒，一生不斷為中華民

國、為國民黨找尋出路。蔣介石關他10年，

他出獄後還天真地寫萬言書給蔣介石。

國民黨的馬英九總統在2009年雷震去世

30週年，到他的墓地獻花。每年清明節，

馬英九總統也都要去慈湖祭拜蔣介石父子。

加害者與受難者，威權獨裁者與追求民主

者，都同時受到馬英九總統的肯定。

高玉樹在新政黨運動結束後，於1964年

再度當選台北市長，1967年台北市升格為

院轄市，他繼續被蔣介石任命為市長。

蔣經國首度出任總統的時候，高玉樹在

「中國時報」發表文章，如此寫道：「高

某只有懷抱感恩圖報心情，拼命努力建

設，以報答總統 蔣公及政府的寬大胸襟於

萬一。」他所說的「寬大胸襟」指的應該是

雖然他曾參加「自由中國」組黨運動，可

是蔣介石仍繼續用他。他被任命為院轄市

長之後，曾經問總統府祕書長張群，是不是

需要加入國民黨。意思是想加入國民黨。一

週之後，張群答覆說：「不用急。」張群

顯然是請示過蔣介石。蔣介石並不糊塗：

既然高玉樹已經宣示效忠，最好的安排當

然是將他留在黨的外面，充當民主的櫥窗。

如今回顧「自由中國」民主運動，就行動

而言，它持續的時間甚短，而且也沒有具體

的成就，新政黨沒有組成，國民黨的獨裁體

制依舊穩固。雖然乍現即逝，這個運動卻是

黑暗政治中的流星，在消逝許久之後仍留

下不曾間斷的歷史記憶，持續到今天。在

運動消逝後的20年間，他們的事蹟仍一直

在民間流傳。如今我們記得的是：他們雖然

有侷限性，卻做出當時許多人無法做到的

事，而且也因此付出巨大的代價。他們向後

世展示：即使在蔣介石的威權獨裁下，仍

然有正直的靈魂。

根據「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

法」第二條，「匪酋、匪幹之作品或譯

著及匪偽之出版物一律查禁」。事實上，

不只是「匪酋、匪幹」的作品被查禁，所有

曾經支持共產黨或深陷鐵幕的作家和學者，

其著作一概列為禁書。作家如魯迅、巴金、

錢鍾書、聞一多、朱光潛等人的作品，學

者如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顧頡剛的

「古史辨」、費孝通、張東蓀、羅爾剛等

人的作品，都列為禁書。

更為可惜的是，許多世界文學名著只因譯

者身陷大陸而成為禁書，包括羅曼羅蘭、

左拉、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

斯基、傑克倫敦等人的作品。甚至梭羅的

「湖濱散記」、馬克吐溫和狄更斯的作品、

以及「格列佛遊記」、荷馬的「伊里亞

德」都成為禁書，

在獨裁政權的禁書政策下，整整一個世代

被剝奪了吸收人類文化精華的機會。不可

思議的是，「韋氏新世界辭典」受到查禁，

理由是「違反反共國策」。

不過，就獨裁者的品味而言，這顯然不構

成嚴重的問題。「勝利之路」是蔣經國的

讀書紀錄，每天一篇。整整一年，他沒有

讀過任何一本嚴肅的書。更恐怖的是，在

「擇書精讀」這一則讀書紀錄中，他寫道：

「書店裡成千上萬的書，並不是每本書都

要讀。我們只能選擇最需要最有用的書來

看……那麼我們唸什麼書呢？國父和領袖

的學問融貫中西，我們如果能將國父遺

教、領袖訓詞詳細閱讀，反覆研究，則一

生足夠應用了。」多麼恐怖的想法。

有趣的是，國民黨的威權政府除了嚴格審

查思想內容，也仔細規範書籍的編排格式。

它在1952年查禁「三民主義問答」，因為

該書排印自左而右，有違總裁的訓示：

「中文應自上而下，自右而左書寫。」

身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對書刊編

排方式的執著令人驚嘆。胡適曾經告訴雷

震，他1935年發行「獨立評論」的時候，

曾經接到「剿匪司令部」發給所有雜誌社

和出版社的公文：奉蔣介石總司令手諭，

除科學書籍之外，漢字不得橫排。雷震

回憶說，蔣介石在1955年左右又發了一次

手諭，這次規範的對象不只是書籍，還包

括商店的廣告招牌。所有招牌都必須自右

至左直排。他並且要求警察取締不符合規

範的招牌。

在這個思想禁錮、文化荒蕪的年代中，

「文星」雜誌的出現提供了台灣知識文化

界認識世界的唯一媒介。「文星」雜誌於

1957年11月出刊，由蕭孟能所創辦。雜

誌的總編輯為何凡、林海音夫婦。雜誌在

1961年底出刊到第49期之後，改由李敖

擔任總編輯，內容和風格也出現劇烈的變

化。

在李敖出任總編輯之前，「文星」是一個

純文藝性、思想性的刊物。它偶爾有殷海

光的文章「我們走哪條路？」、「論沒有

顏色的思想」，以及李聲庭的文章「論學

術自由」、「論民主與法治」。可是這些

文章都不是直接批判現實的政論，而是冗

長的理論性文章。即使成舍我在第三期

「狗年談新聞自由」中，談清末戊戌變法

對新聞自由的開放，也是借古諷今，沒有

觸及現實。

即使 沒有觸及現實，成舍我的文章仍然引

來「中央日報」社論的攻擊，影射該文

作者是「新亡國主義者」。

「文星」雜誌比較值得後人回顧的是「中

西文化論戰」。「中西文化論戰」的開端，

來自雜誌第50期所刊出的胡適的演講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胡適在

演講中呼籲：「我們東方人站在科學和技

術的新文明的入口，必須在知識上有所準

備，才能適當地接受、賞識這個文明。」

而胡適認為這個知識上的準備就是第一，

承認東方的老文明沒有多少精神成分。如

果一個文明可以容忍婦女纏足1千年之久，

可以容忍種姓制度數千年之久，這樣的

文明有什麼精神可言？所以，現在現在正

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老文明

中很少有精神價值或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

時候了。東方人必須有的第二項知識準備

就是：承認西方的科學文明乃是人類真正

偉大的精神成就。

「中西文化論戰」中最尖銳的文章來自李

敖「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該文列

舉了歷來討論中西文化的人所犯的11項

大病。被李敖提到的病人中，牟宗三犯了

「中勝於西病」，毛子水犯了「古已有之

病」，陶希聖犯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病」，陳立夫犯了「東方精神西方物質病」，

張其昀犯了「挾外自重病」，錢穆犯了

「大團圓病」，胡秋原犯了「超越前進

病」。這個病患名單幾乎囊括了當時威權

政體中的文化思想權威。李敖文章的中心

論點是主張「全盤西化」，他寫道：「因

為我們面對西方文化，就好像面對一個美

人，你若想佔有她，她的優點和缺點就

得一塊兒佔有。我們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

瓜、洋蔥、蕃茄、鐘錶；我們另一方面就

得忍受梅毒、酒吧、離婚……。」以這樣的

態度和語言討論如此嚴肅的問題，確屬獨

特；不過卻在當時的知識界捲起一陣旋風。

「文星」雜誌所點燃的文化論戰，是當時

台灣文化黑夜中唯一的思想火花；在充滿

著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偉大領袖、民族

救星以及白色恐怖的時代中，這些文章是

青年學生得以從事智性活動的唯一機會。

所有和先進西方文化接觸的民族，特別是

自身具有豐富文化傳統的印度和中國，在

接觸初期都有類似的複雜反應。在接受

西方文明的時候，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傳

統和價值？如果自身的文化傳統那麼優越，

為何我們今天會陷入絕境？如果我們的文

化傳統一無是處，那麼我們在學習西方的

時候，如何維持自己的信心和認同，特別

當這個文明是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文明？初

期的一般反應都類似：「西方只有物質文

明，沒有精神文明。」此種錯誤認知所激起

的共同反應策略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保持自己的傳統價值，只學習西方的

科技文明。

（待續）

2016年好日 贖罪者理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