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哲學故事（5）

西洋哲學故事（5）

亞里斯多德被雅典的民主政治嚇壞了，以為這種政體不足以治理國事。他一生渴望秩序、安穩與和平。他覺得，至少在他那個時代，絕不是可以做政治試驗的時代，只有一切政事都上軌道時，才可以稍談改革，在亂世時代，要從何改革起呢？亞里斯多德說︰「輕易地改變法律是一種罪惡。」又說︰「我們千萬不可忽視古人的經驗，像這種事情，如果真的有益，那麼，在過去的長時期內，古人早就該實行了。」他雖然是個保守主義者，但是對個人的價值卻非常重視。柏拉圖主張公妻制，又主張兒童公養。亞里斯多德對此批評道︰「在這樣的國家內，愛的真義將完全破壞。能激發自尊心和愛心的兩大因素——佔有和愛情——根本不存在。」亞里斯多德認為也許在遠古時代，確有共產社會，那時國家尚未組織，一家之事，就是全國之事，所以共產制度還可實行，但是在情形較為複雜的社會中，分工的結果，有的才能較高，工作能量較大，有的才能較低，工作能量較小，部落式的共產制度也就遭廢除了。亞里斯多德認為人世間的罪惡，並不起於私產制度，而是因個人而發生——人性本惡，一切罪惡都由本性而發，和財產有什麼關係？政治學不在於改造個人，而應依據人性去實行政治。大部分的人，天生就是愚笨和懶惰，不管實行什麼制度，這些人一定要處在最低層，生命一開始，命運就已經注定，有些人注定要服從他人，有些人則注定要領導他人。

亞里斯多德厭惡手工業，他說，一切手工業專屬一群沒有心智的人，只配奴隸或雖然不是奴隸，但其心智已經喪失和奴隸相差不多的人去做。手工業可以使心智遲鈍，工作一久，就沒有時間參與政治，所以他主張只有悠閒階級才可以談論政治。

亞里斯多德是一位大男人主義者，他認為女人和男人的關係，就像奴隸和主人、勞力者和勞心者、野蠻人和希臘人的關係；女人是未完成的男人，在進化史上，女人的進化總是慢一步；男人天生就比女人高貴，女人只處於下等的地位，前者為統治者，後者為被統治者。女人意志薄弱，所以沒有單獨的人格，也不能營單獨的生活；她最適合的工作，只有靜居家中，管理家務。

亞里斯多德認為最理想的政治，應使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裡。對於這個君王，法律只是個工具，不能限制他的行為。有才幹的人，不需要法律，他們本身就是法律。民主政治究竟不及貴族政治。民主政治的根本錯誤在於人類平等的假說上。民主政治的後果常常是有才能的人被民眾所犧牲，而民眾則被詭計多端的人所操縱。民主政治的致命傷就在這裡。所以選舉非由少數知識階級慎重處理不可。如果把民主政治和貴族政治聯合在一起，截長補短，那就百利而無一弊了。這種圓滿的政體便是立憲政府。

亞里斯多德的最大缺點，在於太富幻想，觀察不徹底。其實這不只是亞里斯多德的缺點，所有的希臘思想家都有這個毛病。以個人對世界啟蒙的貢獻而言，恐怕再也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和亞里斯多德媲美。他以後的每一個思想家，都騎在他的肩膀上追求真理，誰能離開他獨自去打根基呢？一直到了文藝復興，新的儀器相繼發明，新的知識相繼累積，亞里斯多德的影響力才漸漸衰竭；但是歐洲思想史上，再也沒有第二個人控制人類心靈的時期，可與他共久遠了。

亞里斯多德的仇敵越來越多，無論是柏拉圖的繼承者，或蘇格拉底的辯論學派，或德膜斯底尼斯的跟班人，無不異口同聲，要求判亞里斯多德死刑或驅逐出境。西元323年，亞歷山大突然駕崩。全雅典人欣喜若狂，馬其頓派倒了，雅典宣佈獨立。馬其頓人紛紛逃走，只有亞里斯多德大膽的留下來。雅典的主教以否定祈禱和犧牲之價值的罪名控告亞里斯多德。亞里斯多德知道逃不掉審判，暴怒的群眾不可理喻，恐怕他們要用處罰蘇格拉底的手段來對付自己，於是只得離開雅典。不久，西元前322年，亞里斯多德便病逝。

第三章  培根

伊比鳩魯的快樂論，和以後的快樂論大不相同。伊比鳩魯所注重的不是感官的快樂，而是理智的快樂，凡是一切足以擾亂心智的事，他一律不取，他所注重的，乃是能夠引起和諧的、平靜生活的快樂。他不希望人追求庸俗的快樂，而要人們追求恬靜、安謐、心如止水的安寧狀態。

羅馬帝國在不知不覺中落入教宗的控制之下。羅馬的教會本來由歷代的皇帝支撐，後來皇帝的大權逐漸被教宗侵奪過去。教會的權力逐漸擴大，教會的數目、財富也逐漸增加。到了13世紀，幾乎佔據了全歐洲土地的3分之1，無論富人或窮人，都必須捐贈財物給教會。教會運用教條的魔力，竟能統治歐洲大部分的人民達1千年之久。但是這樣偉大的組織，如果要永久存在，必須要有超越時空的共同信仰，否則就難以維持，教會的領袖知道這一點的重要性，所以特別創出獨斷教義以約束人心；從此以後，中世紀的歐洲人民，都被這個獨斷教義緊緊束縛住了。就在這個束縛之內，一班經院派的哲學家，也只能在理性與信仰之間繞圈子，總逃不出這個範圍之外，難怪他們不能產生偉大的哲學系統。13世紀初，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努力翻譯亞里斯多德的著作，影響所及，動搖了整個基督教世界，但羅馬的教會，因為有阿奎那這一班人，很技巧的把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搖身一變，成為中世紀的基督教義，所以教會的勢力，仍然繼續保持下去，不受一絲傷害。這時候的哲學家早已看出，這不是什麼偉大的智慧，只是一些精緻而又空泛的技巧罷了。

此外十字軍東征，打通了東西交通，東方的奢侈品和異端邪說，漸漸流入歐洲，從此歐洲的獨斷教義的根本遭受了打擊，造紙術從埃及傳來，昂貴的羊皮已被紙所取代，從此受教育的機會已不限於教士階級；印刷術又自東方傳來，用來表達思想，既方便，又快速。勇敢的水手，利用指南針航行全世界，發現了新大陸，打破了人對於地球的錯誤觀念；同時，科學家利用望遠鏡觀察星象，也改變了人對於天體的無知思想。

煉丹術萌生了近代化學，占星術蛻變成近代天文學。這個復興運動發端於培根，最後，天文學由哥白尼（1473-1542）、伽利略（1564-1614）二人集其大成。人不再去崇拜未知的境界，而是要去征服，衝破束縛後，生命的腳步增快了，人的思想自由了！這樣的一個時期，當然要有一個大天才綜合全部精神，造成一個偉大的思想系統，培根就是背負這樣一個使命而來的人。他彷彿告訴世人說，歐洲已經跨入新時代了。

培根於1561年生於倫敦。那時新大陸已經發現，歐洲各國的商業重心，已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培根12歲時，就進入劍橋大學著名的三一學院。他在那裡讀了3年。他最厭惡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系統，認為哲學應該力求實用，哲學家應該利用智慧為人類圖謀幸福，如果只作經院式的辯論，有什麼用處呢？他在16歲的時候，就被選派為英國駐法公使中的一員。1583年，他被選為議員。他的演說引人入勝，每一個聽眾都在擔憂他隨時會說完。到了1618年，57歲的培根榮陞為司法總長。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