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1日 星期二

台灣史探微

台灣史探微 「台灣史探微」是我的已故老師戴國煇(1931-2001)的著作。部分精彩內容如下: 我在九一八事變發生這一年出生在日本的殖民地台灣。1955年在家兄的協助下,留學日本,在日本住了27年。來到殖民地統治者的母國日本,具有一種憎惡和怨恨感。但我那時吃驚的是,在大學裡碰到的教授和同學們,與我幼少年時代在台灣碰到的日本人簡直是兩種不同的人類。東京大學的這些人把我當人看待,理智、具有自由的思維。 但是更使我吃驚的是,這些人卻全然不認為台灣的殖民統治是一件大壞事。甚至那些認為自己的同胞日本人在朝鮮幹過大壞事的人們,他們的「常識」也認為在台灣,他們日本人並沒有幹壞事。正因為這些人的理性層次的認識水平甚高,人也善良,才更使我吃驚。 古今中外,殖民地體制絕對不會給殖民者家園帶來好處。即使殖民地統治者中,存在著個人的善意,這善意也常常不是被抹煞得無影無蹤,就是其發揮也或多或少地受到阻礙或壓迫而被編進殖民體制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屠殺沖繩諸島民。若要追究日軍屠殺沖繩諸島民悲劇的根源,恐怕要溯及明治維新的「琉球處分」。明治政府不但併吞了琉球,名義上雖列琉球為其國家的一個縣分,但日本的官民一直到最近,仍然歧視沖繩縣民。 大約在民國31年,我們村子有一位被徵用當軍伕,退伍下來。我的父親為了給這位歸來的軍伕洗塵,特地請他到家裡來吃飯。 軍伕壓低聲音,開始細訴日本兵的種種暴行,其中包括強姦了我們中國的婦女後,還用刺刀從陰部把她捅死。當時在蚊帳裡偷聽大人說話的我,突然爬起來,大聲說道:「日軍是皇軍,不會幹出那種壞事!」 我的祖父,乃至我的父親,向來視日語為「賊」的玩藝兒。本著「漢賊不兩立」的春秋大義,終其一生,既不學,也不用。因此之故,我上小學時,連最起碼的發音也一竅不通。 遺產繼承必須全面繼承其正負兩面,也就是說,繼承了先人的物質遺產,也就必須承擔先人的負債,民法上規定不能只繼承遺產,而不繼承負債。否則我們如何對待日本竄改教科書的問題。那些日本戰犯和侵略罪行都是上一代的事,與這代日本人無關。但他們既然繼承了上一代人的日本,除非他們放棄日本國籍,當然也就必須承擔上一代日本人「負債」的道義。 戴教授呼籲台灣的同胞,不能因為某人是漢奸的後代,就予以制裁,那是野蠻的血統論,我們必須反對。但是漢奸的後人,如果他們在物質上繼承了其先人的財產,在道義上,也不能不繼承其「負債」。這些漢奸的後人,應該把這些問題分得清清楚楚,也要對歷史負責,回饋社會,為其先人向烈士遺族贖罪。 我目睹耳聞日本人越來越傲慢,藐視並對待亞洲人,有時深感我們台籍人士是否該負起一些責任來。傾向台獨建國的鄉親們,還有人口口聲聲講「後藤新平是台灣近代化之父」一類,沒有社會科學水準的話。叫日本的有識人士都會捧腹大笑。 1985年西德總統魏茲賽克向全世界所發表富於自我批判卻具有前瞻性的演講「追思與和解」。它的重點在,以日耳曼民族的立場向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受難者(包括猶太人),表示深沉的歉意。並呼籲德國人民切記先人所犯的錯誤,要大家攜手一起向全世界人民求寬恕和和解,並力謀更光明的未來。這個演講轟動一時。 比起日耳曼民族,日本同樣有傲世的經濟力,日本卻一直沒有得到其他民族及國家的尊敬。究其原因,不外是日本當局少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軍國主義侵略罪惡進行嚴肅的自我檢討與賠罪。十數年前,昭和天皇曾訪英倫,因為未對戰爭責任表示歉意而被英國人民丟雞蛋,在國宴中受到退伍軍人協會的集體杯葛。 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還包括許多無辜的老百姓和當時在台灣未受本菁英尊重的一些外省人士。茲舉一例說明,一位在日治時代末期來自北京的徐征老先生,在台灣教一些台灣菁英北京話,本人並未參與當時的二二八事件,但他卻無故失蹤。 陳儀實際上無權擔負所有的責任,他雖名為台灣最高的軍政首長,實際上卻指揮不了在台的軍隊。 德國人在戰後,衷心誠懇地表現了悔罪之意。除了追究法西斯主義對歐洲世界與世人造成的禍害,表示道歉、賠償之外,還以深厚的歷史科學、社會科學素養,進行深沉的反思、自我批判。把法西斯主義的根源,自我深層心理做了誠實且深刻的清算,從思想層次上做了歷史總結。 反觀日本的表現就遠不如德國了。日本當局到現在仍不肯為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罪行向中國與亞洲人民表示誠懇的道歉、悔罪之意,只是曖曖昧昧、模模糊糊地說些「遺憾」之類的話。因此,日本如今雖已是經濟大國,仍舊得不到國際(特別是亞洲曾經受日帝侵略的各國)的諒解與信任。 只要是真正熱愛中國,關注十億同胞之前途,關注中國未來的走向的話,便可清楚地看到「改革與開放」及「一國兩制」的出籠正是以中國大陸的巨大變化為背景。因此儘管鄧小平他們沒有或不便說明,但我敢大膽地說,「改革與開放」及「一國兩制」的提出正是其設計者向全世界所作的一種「敗北宣言」,並表明蘇聯模式和「文化大革命」已完全行不通。我覺得應該追溯到鄧小平當年提出,但被「四人幫」批判的著名的「黑貓白貓論」。鄧小平是一位現實主義的政治家,所以他才會提出「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便是好貓」充滿活力的非教條的主張。 「一國兩制」是中國擺脫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窘境,導向經濟全面起飛的一個環節。也是承認既往失敗的一種「敗北宣言」。「一國兩制」之一國,如果僅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當然不能接受。但那一國如果指「民主、自由、均富」的一國,或平等待我的中華聯邦時,當然是值得我們加以討論、三思。 李登輝總統與日籍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時,提到「出埃及記」。台灣某些人士就將「出埃及」與「獨立建國運動」相結合,認為當初以色列人過紅海,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重建家園,因此台灣人也可以渡過台灣海峽,在台灣島上獨立建國。但是這種想法完全是誤解。如果以「出埃及記」的歷史來看,那麼李登輝總統應該是回到福建老家永定去建國,才符合「出埃及記」的歷史,而不是在台灣建國,因為台灣是原住民的原鄉。 如果把「出埃及」與「建立大台灣,經營新中原」連在一起,也許可以了解,李登輝總統的「建立新中原」正是「出埃及記」所說的「可以指望之地」,是一個理想之地,而且這片理想之地不僅是物資上的,還兼具一種精神上的喜樂。 (全文完) 贖罪者理州上 2014年2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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