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回憶錄（3）

根據語言學家的研究，普通資質的學生，

沒有能力同時應付3種語言。結果，我們

大多數學生只能講英語和方言，華語成了

沒有用的語言，學習華語成了浪費時間的

負擔。

當我們發現這個問題後，決定要「快刀斬

亂麻」。

對新加坡人來說，英語既是要謀生、求存、

發展的語言，選擇於是只有一個：要華語

還是要方言？而人腦的極限立刻是我思考

的問題。

一個人無論怎樣聰明，頭腦的「百萬位元

組」是有限的，不能無限量儲存記憶。方

言學得越多，佔據的記憶容量越多，能儲

存華文字、英文字、乘數表、數學、物理

或化學方程式的空間也越少。要以英語、

華語和方言牢記足夠的詞彙，在必要時

立刻應用，這對資質中等的學生來說已經

非常困難，更別說資質差的學生。即使是

接受過12年華文教育的年輕人講起華語來，

也不夠流利，這是因為他們在工作上用的

是英語，而同家人和朋友交談時用的是方

言，華語派不上用場。

要讓英語成為20%社會最底層的人的日常

用語是永遠做不到的事。既然他們只有掌

握一種語文的能力，那麼，與其讓粗糙的

福建話成為他們的日常用語，為什麼不推

廣華語，使華語成為全體新加坡人的通用

語呢？而且新加坡的雜碎方言沒有文字系

統，只會說方言的人，幾乎就是文盲，

這是我絕不想看到的事。

所以，我決定要讓這20%社會最底層的人

民放棄方言，只說華語----最少讓他們

掌握一種具有國際價值的語言。

我這大半生，一共學了6個半語言。英語是

嬰兒時代最先接觸的語言，也是6歲以後

的學校用語；拉丁文在15、6歲學習，18歲

學認華文字，19歲學日文，32歲在讀寫基

礎上學習聽說華語，38歲學說福建話，41

歲學說客家話。為了學好6個半語言，我付

出沉重代價，讓我領悟到人腦不可能同時

應付多種語言。1979年，我56歲那年，為

了推廣講華語運動，鼓勵新加坡人放棄方

言，把華語說好，我以身作則，放棄20年

來說得一口流利的福建話，這對於深明方

言是贏得選票武器的我來說，是一項痛苦

的抉擇。但是新加坡粗俗的方言受到了時

代、環境的限制，而被停留在後面，甚至

成為新加坡社會發展和進步的絆腳石。我

就必須當機立斷。

隨著科技進步，世界越變越小的時候，人

類其實需要越來越少的語言。前幾年，

一位中國學者敬文東說：「在IT浪潮和全

球化浪潮的雙重夾攻下，方言被揍得鼻青

臉腫。因為在全球化的時代，世界需要的

是一種共同語言。而在世界很多地方，英

語已經成為一種支配語言。」

他說得很對，方言的消亡是大趨勢。我早

在30年前已經看穿方言是個「窮途末路」

的語言，它絕不是時代的對手。

我明白，新加坡只要一天讓福建、潮州、

客家、廣東和其他方言繼續存在，要學生

同時學習英語和華語就非常困難，因為那

是兩種對他們完全陌生的外語。

新加坡華人要發展，必須選擇一種有價值、

高素質的語言。這個語言當然是華語而不

是方言。

語言有生命，不是一成不變，中國人創造

華文新詞彙來形容新形勢、新局面，來吸

收新知識，華語因此變得非常多彩多姿，

所以華語是有前途的，它有條件負起新加

坡文化建設與發展的重任。

我們很幸運，我們所使用的英語和華語

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語言。新加坡人只要

掌握這兩種語言，可說就掌握了能接觸到

世界大部分國家和社會的文化思想和歷史

的工具，開闊視野，擁有了世界觀。

華語既然能引起我的共鳴，觸動我的心弦，

我難道會眼睜睜讓它就這麼失去嗎？絕對

不會。我們一旦失去這個語言將是一個大

損失。

我們必須通過英文吸收科學、經濟等知識，

與此同時，我們不能喪失自身的文化。我

們不是西方人，英語文明的文化、精神、

價值觀和人生哲學，並沒有根植在我們的

環境裡和生命裡。

因此，講華語運動的更大使命，是通過

華語來保存和傳播傳統的文化價值觀。

當時我推廣華語的預期目標有兩個：

一，在5年內使所有的新加坡年輕人、中

小學生和大學生都放棄方言，講華語。

二，在10年內，使華語連同英語以及馬來

語，成為咖啡店、商店等共共場所的通用

語。

我自己很努力學習華語。每次出國，我一

定把一個能每天跟我講華語的人帶在身邊，

我們見面，一定以華語對答，讓我不會忘

記華語。每天我還拿一本華文書來讀20分

鐘，活動我的舌頭，不燃，出國回來，華

語生疏了，那就麻煩了。

政府機構推廣華語運動的措施，第一項是

立刻為公務員開辦華語會話班。他們能夠

開口說華語後，我們要求華族公務員在櫃

檯和華族公眾接觸時儘量以華語交談，

40歲以下不會說華語的人，必須排在最後，

他們的事情最後才受處理。我們為什麼這

麼做呢？問題不在於這些人不明白學習華

文的意義，而是當他能夠用方言把事辦好，

那又何必學華語呢？所以，我們不會給任

何人在和公務員接觸時有藉口用方言講話。

當時櫃台服務的公務員以及警察、護士

都佩帶「我會講華語」的牌子，一來使

公眾能夠直接跟他們說華語，二來讓他們

為有了講華語這個「額外的能力」而感到

光榮。

我們規定華族公務員必須華語口試及格才

能獲得擢升。

當時還有通過電話熱線「打電話，學華

語」的熱潮。它讓人民按照自己的時間，

隨時隨地拿起電話來學習華語。1984年

的紀錄是每小時有2千人次，每天至少有

3萬4千人次 打電話學華語。

（待續）

※理州在台北市西門國小讀書時，有一天

沒寫作業，那位男導師就拿幾支筆夾在我

的手指中，然後用力握我的手，讓我很痛。

後來我看了李敖的節目，才知道這是台灣

特務處罰犯人的一種方法。

後來我擔任汐止北港國小的代課教師。班

上有一位學生邱志偉老是不寫作業。我就

在教室對全班公開宣布：「邱志偉如果能

夠持續一個月寫作業，我就請全班吃比薩

外加可樂！」這一招似乎有點效果，邱志偉

持續寫了一兩天作業，可是後來又不寫了。

我告訴教務主任李鳳嬌這件事，她說：

「像這這種已經習慣不寫作業的學生，

你要求持續一個月似乎太長了，一開

始，你最好只要求他持續一個星期，之後

再延長期間，讓他養成寫作業的習慣。」

我覺得李鳳嬌主任果然是教育界的前輩，

講得很有道理。如果再讓我有一次機會，

我一定按照她的建議去做。

2016年好日 贖罪者理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