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外集

野火集外集

「野火集外集」是龍應台編著的書，精彩內容不多，只有以下片斷︰

我認為台灣現在面臨著兩個比較根本、比較嚴重的困境。第一個，我稱它為「獨立思考的困境」，第二個，是「文化的困境」。

我找來了台灣小學的社會課本，想看看我們的孩子究竟在學些什麼。

隨手一翻，就看到這樣一個題目︰「大有為的政府」。內容，不必說諸位也知道的。可是天哪，這哪能算「教育」呢？這是純粹的宣傳，而宣傳的對象竟是我們7、8歲的孩子！有許多人不滿意政府在外交、環境，及教育各方面的表現，同時有許多人認為台灣豐衣足食，教育普及的局面歸功於這個「大有為」的政府。但這並不是問題的重點；不管我們現任的政府有為不有為，教科書中都不應該出現「大有為的政府」這種塑造意識形態、製造順民的題目。如果教育者有良心給我們的下一代獨立思考的餘地，這一課的題目就至少必須改為︰「怎樣才是一個大有為的政府？」把評鑑政府的標準列出來，讓孩子自己去下結論。可是只要編製教科書的權利壟斷在政府的手中，哪一個政府捨得放棄「製造共識」的大好機會？根本的辦法，是把編製教科書的權利交給民間學者。幾十年來在社會各角落，在人心深處，所埋伏下的意識形態的重重關卡暗樁，很不容易拆除；教科書只是重重關卡中的一個。思想的關卡暗樁不拆除，台灣就難有根本的進步，這是困境之一。

第二個困境，我稱它作文化的精神分裂。台灣沒有文化特色可言。我們對外的宣傳是︰中國文化在台灣，要看中國到台灣來，換句話說，以「中國」作為號召的旗幟。大陸沒有開放以前，這還行得通，開放以後就不行了。觀光客要憑弔孔夫子的出生地、岳飛的墳墓……這些台灣有嗎？觀光客要瞻仰聞名已久的泰山、西湖；這些也不在台灣。觀光客憑什麼要到台灣來找尋「中國」呢？

我在台灣南部長大，通常一班60個小學生當中，只有一個外省小孩；就是我。我所面對的，是台灣的語言、台灣的生活方式，可是身受的教育卻時時在耳提面命︰我所面對的，都是次等的、暫時的，這裡不是我的家。台語是鄙俗的，歌仔戲是下流的，台灣歌沒有格調，拜拜是迷信……。說著一口標準國語的我，心裡有一種優越感——「我」，不屬於台灣的「次等」文化。

我在這種優越感中長大，1979年我在紐約，遇見一位剛從湖南出來的人，他問我︰「妳是哪裡人？」我楞住了。我能告訴他我是湖南人嗎？不能，我不會說湖南話，對湖南也一無所知。那麼我應該對他說我是台灣人嗎？一瞬之間我又深切的感覺到自己的貧乏；不會哼一句台灣歌，沒看過一場歌仔戲，不知道廖添丁是什麼東西——一直視台灣為次等文化的我，現在又怎麼能說自己是台灣人呢？

我發覺自己是那樣一個無根的人，而無根的原因在於我身受的教育︰是我的，我不承認；不是我的，我假裝是。結果，卻是什麼都沒有。我說「文化上的精神分裂」，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世居台灣的所謂本省人，是不是就比我「有根」呢？也不見得。淡水有一個紅毛城，但是你去問淡水的居民那個紅毛城到底是個什麼意思，恐怕10個中有8個說不出所以然來。

台南的億載金城旁邊要建一個狄斯耐樂園，案子送到台南市長那兒，居然也通過了。陳奇祿先生表示很傷心。但是台南市的老百姓是否傷心呢？大概10個中有8個根本不知道億載金城是個什麼東西。

所以對我們生活環境蔑視、忽視的，還不只我這個自認為不屬於這裡的「外省孩子」而已。幾百年來在這生生世世的人似乎對台灣本地的傳統也漫不經心。

我手中的小學社會課本所強調的主題是︰台灣是復興基地。讓我們來推敲一下「復興基地」是什麼意思。它基本上有兩種涵義︰第一，它是軍事的，也就是說，買戰鬥機比建精神療養院重要。第二，它是暫時的，只是一個「基地」而已，不是安身立命生於斯死於斯的家園。

我在這裡所迫切呼籲的，是不管今後政治走向如何，我們一定要開始建立「台灣意識」。

要建立「台灣意識」，首先，教科書必須全面改寫。歷史老師不只告訴孩子們玄武門事變與黃花崗72烈士，還要帶著小學生去看卑南遺物，走草嶺古道。地理老師不只告訴孩子們青海高原的氣候如何，更重要的是領孩子們坐阿里山的小火車，觀察在哪一個氣候帶有哪一種植物。講解宗教時，老師不僅只談書本上的儒道釋，還要帶孩子們到廟裡去，在香煙裊裊中告訴孩子們媽祖、土地公、七爺八爺、城隍爺，究竟是怎麼回事。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